这个春节,马清运第一次在自己的身份与“文人”之间建立起某种关联。此前,他被专业建筑杂志《A+U》评选为“前卫中国建筑师”,被雷姆.库哈斯称作“中国新文化革莫道不消魂命的标记”,当选都市时尚刊物“年度时尚权力人物”,甚至破天荒地带着国内外多所大学教授的身份,如明星一般被邀请为“别克”车代言。他的语言中常常跳跃 “能量”、“突破”、“介入”、“摧毁”等关键词,在建筑师、教师、艺术策展人和地产开发商等多重身份间的自如游走更使他与曾经代言的品牌之间形成一种精神上近乎完美的相互诠释:轻捷、灵变、敏锐、革新。他的气质如同他简练利落的外表呈现给人的印象,与传统文人常有的怀旧、感伤格格不入。

而今年春节,当爆竹声中蓝田小寨村的村委会敲锣打鼓地将写有“美酒千杯辞旧岁,梅花万树盈新春”,横批“香飘万里”的大红对联送到马清运正在家乡忙碌的葡萄酒厂大门口时,乡里百姓这种自发的信任感却使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体会到肩上担子的沉重。

“大概所有的中国文人都无法终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种责任感的层层外延。”说这话的时候,他在上海法租界边缘一座由废弃的幼儿园改建的事务所里,为自己斟上了半杯产自故乡蓝田的红酒,喜悦地介绍:“这是‘马清运自酿第一年葡萄酒’。”

[b]“对于故乡,我已是‘游客’”[/b]

城里人不太容易发现蓝田是一个那么迷人的地方,直到有一天,马清运兴致勃勃地带来一群国际同行和朋友,“醉翁之意不在酒”地把他的私人PARTY开到了白鹿塬。

位于古城西安东南的蓝田镇是马清运的故乡。黄河颜色的土地将那一带与华夏文明的起源紧紧相连。在灞河、白鹿原和秦岭余脉交汇处的绿色谷地里,海浪般起伏的麦田熨贴出一股静谧的乡情,那个安宁乡有一个动人的名字:翡翠谷。古代中国三大玉石产地之一——玉山镇就被造化洒落其间。千年前的唐朝诗人李商隐沉醉在锦瑟的弦音里,遥望到南面秦岭的北麓暖玉生烟;王维反复吟咏的美丽川道梗古不变地蜿蜒于迷朦山霭间;丽水沧涟如车辋,在夕阳下闪耀着,淌过玉山镇大半人家的门前。这里的女人用的是河里的水,男人用的是河里的石头,石头加石头,浪漫的田园诗人在满山松柏间为他的母亲建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称为“第二居所”的地方——铜川别业,用漆黑的松枝在石头门楣上写下“鹿柴”。神灵的白鹿仿佛没有再来造访,而关于乡村和山野的清亮诗歌却像门前涓涓不停的河流一样,从诗人的笔底奔涌而出。不远处,汉代女子蔡文姬的《胡茄十八拍》在不知哪一个旅人的琴底如诉回旋。

这个离都城35公里的小镇,每一翼麦田里的飞檐下,都悬挂110万年前远古人类刀耕火种的记忆,与它们相比,35公里外的古都也显得年轻。历史被神话和诗歌织入田间的劳作、山间的放歌,和晨雾、晚霞一起,融入与土地相伴的质朴生活。童年的马清运与伙伴们光着脚、露着背,在玉川里用石头垒水池、打水仗,那样仿佛无边无际、无法无天的快乐与自由,一直延续到他二十岁那年上清华建筑系求学之前。以后马清运再回蓝田时,昔日的无忧无虑、无间无阂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他无可回避地触到儿时伙伴眼中混合着羡慕、嫉妒、自卑等种种不平等心理的神情。他也在家里亲戚盖新房时,窗玻璃被砸破的的碎裂声中和电线被故意绞断的残骸上,怦然看见童年想像中田园般诗意的乡村人际关系的裂口。雇佣当地村民建造的“父亲的住宅”是一种友好的示意——农村俗语说:“富人招人聚”,比起村人常有的炫耀心理,马清运更渴望通过这个富有号召力的建筑来改善不知从何时起,被怨恨取代了的邻里温情。

与曾经认为“理所当然”的乡土人情在成年后心灵上引起的失落相反,在海外游学、工作多年和长期都市生活的经历则使马清运收获了对孩提时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的蓝田地景美的理性认识。“开门见山,凭窗望水”、“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这些在儿童,甚至在今天绝大多数年长的村人眼中依然没有价值的的乡村野趣在异乡归来的马清运眼中,却因为记忆的某个角落里掩映的托斯卡纳等欧洲乡村的底色,浮现出一种值得珍视的价值。“如果不是在国外的乡村发现类似的美,而想要得到那里任何的美又都需要付出那么昂贵的代价,对故乡山水的这种新型审美关系大概很难形成。而往往当能够认识到这种价值的时候,人已经不再是那个地方的人,而是一个与之有距离的‘游客’了。价值的产生也就是距离感的产生。”

[b]越“界”建筑师[/b]

自己作为“外人”体验到的这种价值有没有可能让更多的外人愿意来分享?能不能利用这种价值的分享来为当地人创造些什么?这些念头催生了此后马清运在当地的一系列项目:山居别墅“父亲的住宅”、精品酒店“井宅”系列,以及正在规划中的一个农具陈列博物馆“玉山东西”等。

关中亮蓝的天底下,漫山遍野无需照料就自然疯长的红柿子又点亮了他造酒的想法——像法莫道不消魂国的一些小村庄那样,用价廉物美的本土原料,生产全世界都喝的果酒。他也注意到,玉川一带,河两岸的斜坡面上都是从山上落下来的风化后坚固的石灰石,石头中间风化的孔洞和河谷上石块之间的缝隙,特别适合葡萄扎根。而且这里的土壤雨后干得快,整个气候地理都与世界上盛产葡萄酒的红河谷和纳帕溪谷类似。

马清运设想将来能吸引一批外地企业来投资,利用当地劳动力控制、管理漫长的酿酒过程,再通过投资企业的销售渠道,将当地的自然资源转化为农民的经济收益。不久前,马达思班刚在蓝田竣工的“井宅”也被期待成为一家拥有五六十间客房、旅游项目尽可能与当地生活关联的精品式酒店。

这样的时候,马清运似乎已完全用一个政府官半夜凉初透员或商人的方式思考问题,而他偶尔也掩不住美国学院里养成的“教师本色”,告诉你,现在提倡中产阶半夜凉初透级去农村度假,给乡村带去旅游收入和文化交流。在古老的农村,扮演这样角色的是流动马戏团和戏班:借农村的场地,演出完了交一部分钱给当地。中国古代周游列国的教育家孔子的做法与这很像。美国的一位教育家也有类似的观点:“Campus should not be campus,but should be circus.”他自己的理想是蓝田当地人对这片土地能够获得一种“游客”的认识。这时,他又觉得自己的角色应该是“启蒙人”。

现在,幸运的人如果去蓝田时正好赶上马清运在饲弄他的“葡萄酒庄园”,也许有机会听他侃侃“酿酒经”:什么样的口感叫“woody”,怎么样只能算是“fruity”,用橡木桶酿酒的原理和不同的酒在橡木桶里储存时间长短的差异会带来的口感微妙差别。比如“黑皮诺”原味脆弱、细腻、敏感,橡木味太重会破坏它;而“赤霞珠”本身烈度大、“吃”橡木味的劲也大,在木桶里放的时间就可以比较长。
处处麦田处处家

MADA的成员们偶尔会在玩笑间调侃他们严肃的老板:“马老师在上海体验当老板的感觉,在欧洲体验当新贵的感觉,在蓝田体验当地主的感觉。”事实上,许多问题到了马清运那里,常常就模糊了边界,不仅仅是身份,也比如:村庄与都市、乡土与风景、无谓与价值。

就像不久前,马清运刚结束他兼任客座教授的哥伦比亚大学学期课程,先后赶回自己和妻子的家乡西安、北京过年,紧接着,又飞回上海,开始事务所新年的工作。这种往往由时间安排最大程度地决定了身处之地的状态,使常人眼中漫漫迢迢的地理空间在马清运眼里反倒成了一个不成问题的概念。从事空间营造的他,也因此仿佛“逸”出了宇宙中一个重要维度的约束。于是,人们在马达思班的上海事务所里看到用来作建筑外表皮的竹节板在整个空间里,弥漫开一片金秋时节关中原野谷物的色彩;看到露天的大阳台在局促的都市里也如他在秦岭山脚下“父亲的住宅”中设计的那样,打开四方无遮无拦的视野。于是,他也会在某个忙里偷闲的周末,呼佑上一群朋友,去千里外的老家晒谷场上放露天电影、搓玉米、烤红薯,围着篝火雕南瓜灯、品葡萄酒,在卧山而眠的宁静小村庄里,即兴创造出一个蕴涵丰富都市心理元素的“时尚派对”现场。

又像一个清晨,“父亲的住宅”迎来了一位好奇的村民。他围着房子左看右看一阵后,终于忍不住善意地向坐在院子里马清运指出:“用竹节板做外墙太伤料了,日晒雨淋的,经不起多久的折腾。”马清运耐心地向他解释没有一种建筑最终不会消失,在有些事物上可以不祈盼天长地久。村民憨厚地笑着说,还是想不太通。这个时候,“父亲住宅”的早餐桌上放着陕西农民八辈子也不会爱吃的奶酪,西式摆设的客厅里,壁炉正以前夜篝火的余热燃烧着,却不是欧洲沙龙里那样温婉的火光。客人们用粗瓷的蓝底印花大碗尽兴地喝着红薯玉米粥,高亢的秦腔穿透西洋音响的喇叭,在客厅里热闹地伊伊哑哑。

那个早晨,马清运似乎无意间将当代中国正遭遇的矛盾和问题都汇聚到了“父亲的住宅”小小的院落里:如果正在中国发生的都市化过程前所未有,如果西方已经完成的城市形态又无法证明它已带给我们完美的生存方式,马清运也许正尝试为他自己,也为更多的中国人探索一些新的聚活方式、新的空间价值。人们从中可以理解那些日常以深奥的理论面目呈现的他的“都市观”,或者说关于当代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的一种互动对话,比如:探索一种不以人造物机械堆积的城市为唯一结局的“都市主义”,追求一种不浪费的生存密度,培育一种不颓废的心灵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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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http://www.atalk.com.cn/ta/mada.html]马达思班——海枯石烂.水落石出[/url]

视线渐离襄阳路商品市场以及正津津有味地“淘宝”的金发碧眼人群,行至十字路口,再拐入宁静的新乐路,我便开始期待134弄的出现了。这,缘于飘洋而归的马清运的“马达思班”。

想象那大上海闹中取静的悠长巷子,会有戴望舒江南《雨巷》的味道。寻寻觅觅,在“一声梧叶一声秋”的季节里行走,偶有翩然飞落的梧桐叶掉在肩上。且走且停,路边新旧不一的建筑参差掠过。

一边在最商业的事务所(诸如KPF)做设计师,一边又在非常严肃的学院里做教师,对立的两面能集于一身在美国当地也是罕见的

“新乐路134弄”,一行红字终于出现眼前。里弄并不幽深,站在弄堂口,传说中黄色基调的“马达思班”一目了然。

按动门铃,紧随我其后进门的有两个外国青年。

登堂入室,扑入眼帘的是一片烂漫金黄:地面、墙面、桌面……错觉让我犹如到了收获季节的麦田。经过打磨的普通竹胶板竟能调染出这般绚丽的色彩,且这般扑天盖地用,恐怕只有马清运想得出了。

“咚、咚、咚”的脚步声响过后,白帽、白衫、蓝风衣的马清运顺着楼梯从一楼“麦田”爬上了二楼“麦田”。别日不多,身材不高的他还是戴着参加“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发布会时的那个方框眼镜,下巴底下一小撮胡子颇显个性。

马清运很忙。坐下仅3分钟,便面露不安之色。“能否给我15分钟时间?”方框眼镜后面的眼睛向我探询着。未待我答,他索性站了起来:“你也好观察我的工作状态。”他理由充分,我点头同意。

马三步并作两步奔下台阶。我跟随其后,只见他匆忙的脚步和随风飘飘的衣袂。

楼下一群不同肤色的年轻面孔在工作台上对着电脑忙碌着。其中三个学生见马至,拿图纸相迎。马将图纸铺在桌上,顺手抄起一根笔,画了一下,写不出字;他顺手又拿起一根,依然不见墨迹;第三只被他扔到了桌子上;第四支也被他甩到一旁。

“×!”马清运嘴里终于嘣出了具有中国男人特色的一字经典口语,而后看着学生们有点生气地说出了另外三字经典口语“×××”。声音虽低微,但却足以听得真切。

一男生递上了笔,他疑惑地望望学生:“你确认这根笔能用?”学生点点头。还好,这支终于让他画出好几个圈来。

“为什么不画剖面图?”马的眼睛从图纸移向了学生的脸,“这有那么难?”三个学生恭敬地立而不答。从他们放松表情看,此师可敬而不可畏。“立柱怎么办?”学生用手在图纸上指指点点表达着自己的观点,马耐心地听着,时不时抬头问一句“你确认”、“是这样”。他手眼并用,一小会儿功夫,那张素净的图纸便“热闹”了起来。

马清运对于批改作业可谓是驾轻就熟。他曾分别在美国费城Temple大学建筑工程系设计工作室、哈佛GSD 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设计美术研究生院建筑系、南京大学、荷兰Berlage、深圳大学任教。

他说自己在美国经历中最成功的状态是如钟摆一般在实践及教育两个领域之间。一边在最商业的事务所(诸如KPF)做设计师,一边又在非常严肃的学院里做教师,对立的两面能集于一身在美国当地也是罕见的。“西方社会判断人是很单纯的,你是公司里做设计师的,你就不是做教师的材料。但我是中国人,他们无法判断,也无法理解不由自主的实践与独立思考的理论何以能结合。这样,我成了跨这两个领域较少的人(是沾了中国人的便宜)。”

马达思班“麦田里”中、德、日、美、法世界各地的实习生居多。马说这是他故意为之的结果,理由很简单:“因为设计需要大量交流和不同文化的碰撞,再加上我本人以前做老师,还是希望设计能成为一种交流的产物。”

曾有人问马清运该如何定位自己亦商亦师或是管理者的角色,马说他所扮演角色几乎是教师式的:“虽然这可能并不是最好的角色,但因为马达思班的组织方式更像一个学院,所以教师的角色反而更使在马达工作的人受益。教师是什么?我觉得教师是商人和管理者的总和。所以我将“教”诠释为一个思想的管理者和知识的经营者。而建筑师只不过是社会产品的加工者而已。如果换了裁缝这一行,我则是裁缝铺的商人。

马清运设计中很注重细节,在他穿戴上可体现出来,他洁净的白衫可算个注脚

当马清运手中的图纸达到相当“热闹”程度时,他批改工作便告结束。他领我匆匆回到办公室。

落座后,他的脸却依然紧绷着。我担心其面部肌肉长久僵硬会“拉伤”,遂笑问:“你学生说你平时不爱笑,是真是假?”他的脸上立马涌出笑,“其实我很爱笑的”。

马笑说之所以常有“如果换了裁缝这一行”的假设,是因为过于熟悉裁缝铺的生活。他西北故乡的一家人除了他,其余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都是裁缝”。继梁思成、陈植等建筑学前辈之后,马清运是首位获奖学金就读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中国人,在建筑方面确乎与家庭无任何渊源。即便哥哥说出“衣服是人的第一道建筑”这样哲理的话,也是在他成为优秀建筑师之后。

“我的父母乃至故乡对我建筑设计方面影响甚微,而在生活方面给我影响却很大。”

马的生活横断面比一般人宽:西北农村(蓝田)——西北城市(西安)——祖国首都(北京)——美国宾州(宾西法尼亚大学美术研究生院)——周游列国——建筑事务所移至上海。一路走来的马清运不断在地球上迁徙,上海或许亦非最后的巢。

“我爱闯荡的性格与父亲有关。他原是个军人,随部队到处打仗,眼界开阔,世界观丰富。父亲在危机场合的应对能力,让我感到很酷”。

马清运设计中很注重细节,在他穿戴上可体现出来,他洁净的白衫可算个注脚。“这是母亲对我的影响。她是个普通的女性,过着平凡的生活,但她活得很尊严。对细节很在意,很讲礼仪。衣服要两天一洗,吃饭一定要全家坐齐再吃。”

马说自己性格中具有很强的两面性:随意而固执、新锐而传统。了解马清运的朋友们证实这确为其性格特质。

马清运眼里的房子应该有创新性和生命力,符合当地人生活习惯,在平常中找非常,建造一定要有当地人介入

在美国宾州的德国SAP总部、美国新泽西州的Hercules总部、韩国汉城的Dongbu公司、中国上海的恒隆广场、中国宁波的宁波日报社总部等在美国早期参与设计的作品让马有了“新锐设计师”的称号。业内也有人说马的建筑风格很现代,实践量在新生代建筑师中可能是最大的。结果也不错,这让很多建筑师羡慕。

但马清运只承认自己“是十分重视潮流的人,而不是追逐潮流的人”。马说国内业界对他这一点可能有十分严重的误解。“一方面,只要是中国发生的非中国人眼熟的东西一般归结为潮流的追随;另一方面,中国发生的令中国人眼熟的则称之为保守的落后。似乎在中国社会(比建筑师更大的范围)没有任何东西是同我们的需求、同我们的标准相符合的。这个现象是地地道道的文化落后综合症、是历史无自信的反映,极其危险!文化落后综合症,历史无自信,真正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在拒绝一切的同时不假思索地成为回收所有外来的东西(包括糟粕),这难道不危险?”

纵然有朋友说马清运的建筑作品“很荷兰”(荷兰为当今全球建筑设计最前卫的国家),但他“玉山石柴”作品中,伫立的石墙蕴含的大西北泥土气息却属中国特有。

“‘玉山石柴’是我给父亲做的一个房子。因为老家蓝田的玉山比较有名,是中国玉石的三大产地之一。‘石柴’源于唐代诗人王维有一处住所叫做‘鹿柴’,在我的知识范围里,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叫做‘第二居所’的地方。‘柴’在古语里与‘寨’通,‘寨’就是住的意思,‘石柴’也与‘石材’音近,所以,‘石柴’就是以石作为建筑材料住的地方。”

我在照片上看到了用青红砖垒起的房子立面、石头建造起来的游泳池、石片铺成的路面,以及屋内装饰中熟悉的金黄色竹胶版。

“这其实就是满足北方人、特别是北方农村人的一个夙愿——可能全世界都一样,在老家盖房子,既有立足之地又有归根之感,‘足’和‘根’的含义都非常深——这解决了我父亲的一个心理状态问题。因为这是完全独立自主的,自己投资,自己设计,自己建造,建筑的问题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没有半点虚假和夸张的东西,也没有任何理论。”质朴的“父亲住宅”曾被日本一家杂志登载。

马清运眼里的房子应该有创新性和生命力,符合当地人生活习惯,在平常中找非常,建造一定要有当地人介入。他为父亲设计建造的玉山石柴(Father’s House)完全符合他所说的标准。“我做的建筑是好建筑。”他很自信。

马清运和许多中国建筑师一样,经历着中国都市化进程前所未有的剧烈时期

作为国内区别于设计院旧有体系的新生代设计机构的典型代表,马清运和许多中国建筑师一样,经历着中国都市化进程前所未有的剧烈时期。

在大都市前提下,马清运坚持将建筑作为一种批评介质。他认为建筑是暴露问题最直接的载体。而健康的批评不等于反对,而是为了把事情做得更好。“中国城市的发展,要么是世界城市历史的独创;要么是自己生活的灾难。我的建筑,特别是我们建筑在工作中表达的思考,是希望中国城市发展能得到前者的地位。”
让世界都关注且头疼的城市问题,马有清醒的认识:“大城市问题都骂了三四百年了,依旧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看来是没救了!还不如把精力放在第三都市上,因为它有救!”

他在《第三都市》里这样写道,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所有参与城市工作的人、参与城市设计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在西方都市讨论的背景下看待我们城市的,甚至衡量我们城市的。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西方的城市讨论从来就没有过真正好的结果,一代一代人的讨论,一代一代人丧失对城市的把握,一代一代人陷入痛苦的怀旧。……西方都市的发展是在城市上一次危机上罩上一次更大危机的发展过程,没有结果!

……

我们沿着西方对城市的讨论没有任何意义。幸运的是中国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在文明发展的近代过程中并没有把城市当做支柱。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的社会主义是抑制城市发展的,疏散城市的人口,拒绝城市作为经济的主要结构。没有西方理论支撑,我们的建造和规划或许会走出一条新的出路、说不定会创造出更适合我们经济体制的城市状态。

当我和他谈到业主与建筑师矛盾问题时,马清运很放松地笑着说他很令人吃惊的看法:“设计的原则就是没有原则可坚持!如果非要给‘坚持’找个理由我认为是一个‘懒’字。”他的理由言简意赅:“建筑没有真理。”

未等我问其详,他便举例道:“水草可以坚定而柔韧地在水中游荡,而棍子则不行。我愿做一棵水草。”而他所说之“水”有时候是潮流,有时则是一种社会环境。

“建筑是妥协的产物,具有积极的社会性。我们其实并不想令业主信服我们,我们应首先信服业主。信是TRUST(信任)不是BELIEVE(相信)。难度有吗?当然有!难度是要花费很多精力来建立这个‘TRUST’。不花时间和努力的TURST当然是假的。”

至于说妥协了也与业主达不成一致,马认为那也是好事,“坏事情其实也是好结果,消耗能量做出来的东西有两种结果:砸产品,造个建筑垃圾;砸自己牌子。糟糕的建筑实体立在那了你解释也徒劳,与其那样,不做才明智”。

[b]楔子[/b]:
马清运太忙了,几次约他的时候他都不在上海,可是当我们终于如愿在马达思班见到他的时候,我知道无论多么忙碌,他都可以把节奏处理得不紧不慢,因为他是一个懂得生活,品味着生活的人。
我们坐在会议桌边,旁边是一群刚刚和他开完会的年轻人,说着不同口音的国语,香港味的,台湾腔的。
打着手机的马清运从我身边走过,穿着深蓝色白条纹的衬衫,戴着个性的透明框眼镜,而不是以前常戴的黑框,显得十分年轻,而和他聊天的时候,就更加感受到了他身上的活力。说得兴起的时候,马清运会站起来给我们比划,甚至想搬一些模型过来让我们看个仔细。多年在国外留学和生活,使他说话的时候常常会不经意的冒出一些英语来,可是仍然可以感受到他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偏爱,他说到了"中庸",说到了"体"和"用",说到了"逝者如斯",也说到了在中国山水画中得到的灵感。

[b]访谈[/b]
1您的不少作品入选世界级展览和刊物,如威尼斯双年展,美国的 Architectual Record,日本的A+U等,您在中国众多的建筑师中脱颖而出,您对这个现象是怎么看的呢?相对于国内其他的高水平建筑师,您认为自己的特点在哪里?

一方面是中国建筑市场日益繁荣,另一方面中国的建筑实践也在急速趋向国际化,所以引起众多国外媒体及业内的关注是自然的。但业内对马达思班的关注,大多集中于马达工作中对城市状态的批评,以及作品中表现的勇于面对城市问题的实验、建筑勇于参与城市的讨论、积极面对城市发展中的问题。马达能在这种大的都市前提下用建筑作为一种批评介质的现象,在西方的建筑实践中已经荡然无存。这是中国建筑师的幸运之处,也是境外媒体仰慕的地方。

至于其他其实建筑本身的问题是相通的,所以我们的工作状态也是相通的,但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建筑是创作的对象还是思辨的平台。我以为马达的工作或我的工作目标,是用建筑聚合关于社会发展中的思辨(理性)。

2翻开您的履历,我们发现你也十分勤于教学和研究,曾在欧美和中国知名大学任教,那么对于老师的角色和您在马达思班的所扮演的角色您更喜欢哪一种呢?您怎么评价自己现在马达思班的角色呢?商人,建筑师,或是管理者?

我在马达思班所扮演角色几乎也是教师式的。虽然这可能并不是最好的角色,但因为马达思班的组织方式更象一个学院的精神状态,所以教师的角色反而更使在马达工作的人受益。教师是什么?我觉得教师是商人、管理者的总合。所以我诠释"教",是一个思想的管理者,知识的经营者。而建筑师只不过是社会产品的加工者而已。如果换了裁缝这一行,我则是裁缝铺的商人,或是管理者,还是"教师"。

3在德国"建筑无边"的演讲中曾提倡无尺度实践,马达思班有没有进行这方面尝试呢?其中比较满意的作品是哪些?您在秦岭为您父亲建造的住宅中有没有为他设计家具呢?

"无尺度"的实践是我们每日的工作。对我来说,设计一个咖啡杯同设计一个城市的工作是一样的,这就是设计。尺度不是设计出来,是建造出来,是使用出来的。如果设计是讲究尺度的,要么是设计没有其他思想可谈,要么是尺度被误解。我们这方面的工作会在即将出版的《城市马达》一书中聚合。

蓝田父亲住宅中除了家具之外,都设计了。因为当地找的工人除了家具不会做之外,其他粗活都能干,而让他们完成所有家具之外的工作最节约。家具我在西安竹笆市场的藤品市场挑出最普通的样式,稍加修改由市场的卖主制造的,也算做是订制了。

4马先生在美国工作,取得事业上的成功是令人鼓舞的,这段经历对您以后在国内事业上的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呢?您在KPF期间成为该事务所早期东南亚工程事务的开拓型成员之一。您是如何促进这个进程的?在kpf亚太地区开拓市场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工作?是更像一个设计师,还是更主要从事扩展公司业务的商务活动?

在美国经历中最成功的状态是像钟摆一般在实践及教育两个领域之间。一方面我在最商业的事务所(诸如KPF)做设计师,另一方面又在非常严肃的学院里做教师,这两方面的结合在美国当地人中是罕见的。西方社会判断人是很单纯的,你是公司里做设计师的,你就不是做教师的材料。但我是中国人,他们无法判断,也无法理解不由自主的实践与独立思考的理论何以能结合。这样,我成了跨这两个领域较少的人(是沾了中国人的便宜)。但其实在美国最重要的成就是:成了家,而且有了两个孩子马伯骞(Victor)、马仲骞(Phillip)。KPF东南亚市场的开拓者是因我又正好赶上KPF积极投入亚洲市场,而我是第一批直接参与东南亚项目设计组成员,花了很大的精力在设计上,也就是探索文化的接头上。也在设计之外更多地关注项目如何表述,及同业主方面的沟通上,不是承接项目的那类工作。

5.当您在纽约执业,Koolhas先生在那任教,能否说说你们的相识过程,以及作为朋友,你眼中他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有什么特别之处?

认识Koolhass是通过我的另一位老师,Alex Wall。那是在92、93年。他们是早期的合作者,参加过一些由Alex主办的国际竞赛,有时请REM来评图。但真正的大密度交流及见面是从95年开始,那时REM开始成立哈佛城市研究课题组。第一个问题是珠三角。我95年回国到深圳同这个计划有相当大的关系。REM本人是一个极其天真的人,具超人的敏感度,但又具有一不怕苦、而不怕死的精神。敏感加顽强,不是超人才怪。但我们的交往更象是亲密的朋友。

6.您紧追着世界建筑风格的潮流,把种种最新的设计手法带到中国:在这个在建筑业比较保守的市场中,成功营造,是业界对马先生尊敬的最大来由.在这个过程中您是怎么使业主信服你的?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我是十分重视潮流的人,但不是追着潮流的人。这一点,中国国内的业界可能有十分严重的误解。一方面,只要是中国发生的非中国人眼熟的东西一般归结为潮流的追随,另一方面,中国发生的令中国人眼熟的则称之为保守的落后。似乎在中国社会(比建筑师更大的范围)没有任何东西是同我们的需求、同我们的标准相符合的。这个现象是地地道道的文化落后综合症、是历史无自信的反映,极其危险!文化落后综合症,历史无自信,真正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在拒绝一切的同时不假思索地成为回收所有外来的东西(包括糟粕)。这难道不危险?对于我本人,没有什么把外国思潮来到中国的想法,我是怎么受的教育,也就是是怎么做建筑,也会怎么去改变。其实也就是说那时对建筑观十几年发展现状直接形成我的建筑判断。是我工作方法的内质。没有去引荐什么,而是按我认为的合理性在工作。

中国市场接受我的工作,(其实这个认识也是极具可以争论的)那要感谢这个市场!但绝不可说中国建筑市场保守。(我这样说可能会降低大家对我们工作意义的认识的。)中国建筑市场其实是非常开明、非常有追求的。就是因为众多建筑师自以为然地做了中国市场的保守判断,也发生了那么多"保守"的建筑。市场永远是市场,保守与不保守是建筑师自我的选择。这个思想一直贯彻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其实并不想令业主信服我们,我们是首先信服业主。"信"是"TRUST",不是"BELIEVE"!难度有吗?当然有!难度是要花费很多精力来建立这个"TRUST"。当然不花时间和努力的TURST是假的。

7.国内的商业建筑公司里,设计水准一般难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保持,原因是建筑行业内人员流动性相当大,而真正从事设计负责的中层人员又是最大的流动群体,(像马先生这种层面的建筑师,一般只是公关上及决策上负责).在这种条件下,)马达思班采取的是怎样的用人机制呢?发现马达思班有很多国外年轻的建筑师,您觉得他们的加入给马达思班带来了什么呢?

设计的质量同人员的流动没有必然的关系。任何一个优秀的设计公司都是流动性极强的公司。其实业内人不知是否了解:流动性越小的公司是设计质量越差的公司。流动大只是效益差,所以流动小的事务所是利润最大的事务所。这一点在国外是一般性的,在国内不知道是否这样。那么设计质量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合伙人真正的执业目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提供尽可能高的设计质量。所以,我同我的合伙人陈展辉先生会尽我们一切的资源,最大限度地保障在整个工程的推进中,保障设计质量的贯彻。

国外建筑师到马达思班来,一般有两类。一类是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建筑师希望完成自己一生的一个愿望,就是到异国他乡完成一种业已形成的建筑的认识,或开阔一种新的建筑认识。他们为何到马达来,我其实并不清楚,又没有很高的工资,工作时间又很长,但似乎他们没能找到更合适的地方,所以就选择了马达作为前哨阵地。另一类则是毕业实习生,那是有组织的,有定向性。马达是欧洲及美国几所建筑学校毕业实习的采点之一,而且还同其他的兴趣结合起来。

8您是继梁思成、陈植等建筑学前辈之后首位获奖学金就读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中国人,能否说说您的留学生涯中记忆最深刻的事情?

最深刻的记忆是我画的透视没人比,但老师却骂我没思想,我不得不怀疑我本科的教育了。但更不得不感谢本科的教育,我想什么,画什么!这是教育的差距,还是文化的差异?

9您在南京商业区的方案中提出了都市奥的概念,能谈谈您的构思吗?您期许商业空间是怎样的?

"都市奥"是包罗万象的城市理想。在后现代城市里,公共文化建筑物失去了意义(在里面炒股、卖家具的都有),宗教纪念物也变的猥亵。什么才是文明的附着物呢?"mall"越来越受欢迎,但不忍心看到"mall"沦为新时代的精神大殿。所以"奥"是一种追求新纪念物的冲动。

10您怎么看待中国的城市发展?您的建筑将起到怎样的作用?

我看,中国城市的发展,要么是世界城市历史的独创;要么是自己生活的灾难。我的建筑,特别是我们建筑在工作中表达的思考,是希望中国的城市发展能得到前者的地位。

11在建筑艺术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您希望我们媒体(网络媒体)对于推动建筑艺术的发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希望我们做些什么呢?对于年轻建筑师的成长,您希望我们媒体怎么做呢?

现在就挺好!但千万不要过多地说建筑艺术。这是最靠不住的!建筑与艺术完全是两个世界。建筑是那样的"重",艺术是那般的"轻",让这两个结合的愿望不是令"重"不凝,让"轻"不盈。重不重,轻不轻是何东西?当然不是说它们之间不能对话,但绝非无意义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一类。建筑是创造出来的,艺术是觉悟出来的,绝对不能含混。

[b]后记[/b]:

结束采访的时候,已经接近晚上七点,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依然有不少人在加班,其中有来自德国的,日本的,新加坡的国际化团队,他们也同样敬业。在制作模型的区域,我见到了几个来自清华的学生,其中一个女孩也许是累了,趴在桌边睡着了。

临走时,一个女生过来找马清运签字,原来来自哈佛的她即将结束在马达思班的internship,要去北京了。马清运热情地向我们介绍她,并嘱咐她和自己在北京的朋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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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清运生于1965年,198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并获建筑工程学士学位。次年赴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研究生院,攻读建筑硕士学位。成为继梁思成、陈植等建筑学前辈之后首位获奖学金就读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中国人。马清运先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期间,曾获得Shenck-Woodman欧洲旅行奖。1991年毕业时获Frank-Miles Day荣誉毕业并取得建筑硕士学位。毕业后曾先后在费城Ballinger及纽约KPF任设计师、高级设计师,成为这两个建筑事务所的主要设计力量。在Ballinger期间,为该公司从服务型事务所转化为设计型事务所立下汗马功劳。在KPF期间成为该事务所早期东南亚工程事务的开拓型成员之一。1995年 在纽约成立马达思班建筑师事务所,该事务所作品以独创的风格和精良的设计受到建筑界的好评。实践经验跨越多种建筑类型,包括:文化教育、科研、办公、居住等。

马清运不但精于实践,并且勤于教育、研究。从1992年开始,马清运先生开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研究生院任客座教授,任James Corner教授景观及建筑工作室指导,成为该院的第一位华人教师。1995年任中国深圳大学建筑系客座教授及设计院院长助理。1997年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研究生院的全职教师,任研究生主线设计工作室(core studio)教授及毕业论文的导师。马清运先生的学术兴趣集中于城市中的基因元素,都市与建筑的本体关系,快速建造及环境的中国性。指导过的研究生论文中有:Archote (微肤建筑);Thin City(薄城);C.C. Tokyo(密码城市东京);Teheran: City of Antithetical Coexistence(德黑兰 对立共存); Picnolapse: strategy of lie(思维空白;撒谎策略)等有争议性又极富启发性的论文专题,并多次推荐宾夕法尼亚大学优秀论文奖。除宾夕法尼亚之外,马清运先生还多次被聘请到哈佛(Harvard)、贝尔拉格(Berlage)、康奈尔(Cornell)、潭普(Temple)、迈阿密(Miami)大学做设计评委及毕业答辩评委。

[b]公司介绍:[/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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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思班建筑师事务所始于1990年,创始人来自美国、中国及其它许多国家,具有突出的教育背景及敬业精神。自成立起,作为一个学术团体,马达思班建筑师事务所参与了大量欧洲美国及亚洲的国际建筑竞赛并获奖。其主要成员曾在一些美国著名的建筑事务所进行过多年的建筑实践,诸如: KPF, PCF(贝聿铭), Philip Johnson, Marcel Brurer, The Hillier Group, F&F, Ballinger, KTH等。1995年马达思班建筑师事务所正式在纽约注册成立并开始拓展中国市场,其后五年间先后在深圳、上海、宁波、广州、长沙、贵阳、北京等城市以各种形式参与设计业务。2000年马达思班建筑师事务所正式在北京、上海成立中国设计事务所,它旨在以精湛的专业技术为业主提供高标准的服务,与此同时以优秀的作品强化我们的建筑环境。经过努力,马达思班建筑师事务所的工作得到了世界的认可:2002年宁波的"浙江大学宁波校区图书馆"项目设计方案入选意大利威尼斯双年展,成为中国仅有的两家参展单位中的一家, 并是首次以公用建筑入选此展。2003年6月参加在法莫道不消魂国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Pompidou Center)举行的2003/2004中国文化年Alors, La Chine;2003年10月入选英国Phaidon出版社编辑的世界1000幢最有影响力的优秀建筑专集;2003年12月入选美国设计杂志《建筑实录》世界十?quot;设计先锋"建筑事务所之一;2003年12月刊登于日本A+U《Father‘s House in Jade Mountain(玉山石柴)》;2004年2月德国柏林在Aedes建筑画廊举办马达思班建筑作品个展。

他以“益田村105栋楼长”的称谓为城市草根民瑞脑消金兽主的符号,由社区房产维权到争取业主委员会换届选举,直至到后来的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代表竞选风波。他将这个毫不起眼的头衔称谓发挥出了巨大的政治能量。在一系列的出位行动中,叶原百始终冷静理智,没有逾越法律的界限,被学者称作“最成熟、最理智、最冷静的业主代表”。

作为深圳市的老牌超大型安居房住宅区,益田村至1996年入伙开始,就多次荣获“明星物业”、“全国城市优秀物业示范小区”“深圳市环保局试点单位”等多种荣耀,看似欣欣向荣、生机盎然的益田村,背后却蕴涵着沉重的腐佳节又重阳败危机,在深圳市第四届政协一次全会专题报道中有一篇题为《哭泣的深圳市益田村》的文章,文中夸张的揭露了益田村的房产黑瑞脑消金兽幕,由市政府住宅局为幕后操控,现实中表现为物业管理公司吞噬业主公共财产,业主委员会名存实亡等敏感问题。在房产维权中,叶原百崭露头角,成为益田村业主代表,作为一名保险代理人的他不仅牺牲了大量工作时间,还经常面临着维权带来的人身安全威胁,有恐吓电话打到他的家中。

由2002年益田村101栋至108栋高层住宅管理费大大高于其他住宅楼,以及对物业管理处的财务开支状况的怀疑为问题的导火线,业主与物业管理公司的矛盾首次公开激化,业主们开始拒绝交纳管理费和水电费,这场拉锯战终于在10月份的楼长选举中达到顶峰。叶原百作为业主维权代表要打破管理处企图安插自己人的意图,要将楼长职位紧紧抓在自己手中。管理处利用自己的先天优势,将印有两个候选人名字的选票分发到每家每户的信箱中,面对管理处的强大宣传攻势,维权积极分子连夜开会,进行“扫楼反宣传”,业主张小琴兴奋的回忆说:“我们赶紧打印资料,介绍自己,然后复印了挨家挨户地发。我们敲开门,大着胆子给人家讲,准备怎样维护大家的利益,让人家在空着的那一栏选我们。”楼长选举的成功让微弱的民间政治力量初次饱尝了胜利的喜悦,也为后面两次更大的选举蓄积了勇气。

持续六年的益田村维权运动中,叶原百始终都在坚持着推翻第一届的傀儡业主委员会,要成立真正能够代表业主利益的新一届业主委员会,捍卫自己最基本的合法权益。然而就是这样简单的愿望,实施起来却是一波三折。业主们原来一直想找位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代表把他们的要求反映上去,希望能够获得政府支持,他们深深感到“人微言轻,只是一个平头老百姓,怎么斗得过有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代表、政协委员头衔的开发商们呢?”得知了2003年4月的区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代表换届选举消息后,维权路上屡遭碰壁的维权积极分子们决定推选叶原百作为他们自己的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代表。叶原百就这样从一个“楼长”要跃升为“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代表”,他的出发点非常简单,就是要更有利于物业维权,给维权更合法的渠道,说话更有分量。“我们辛辛苦苦挣了半辈子购置的要居住后半生的房产,不能随随便便任人宰割。我竞选不带任何政治色彩,我是完全拥护党和政府的。”叶原百这番最真实的声音成为了“独立竞选风云”中的新声音。一潭死水、千年不变的“确定型选举”首次遭遇这股声音,死水起了微澜,选民们的意图也首次变得如此简单却异常明晰——“推选叶原百是因为他在为业主维权过程中做了很多工作。”叶原百的“铁杆选民们”都归纳为“如果不是维权的事情,选举点不起这么大的火。”选举现场选民张小姐说:“我们只是想选一位真正为我们说话的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代表,叶原百当上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代表后,能够为益田村高层住宅解决很多问题。” 冀先生说:“我觉得我们是很正义的,我们不是拉选票,并不犯法。”……“这也是我们老百姓最简单、最真实的想法。”在这些声音的背后,叶原百的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代表选举早就已经超出了它本来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已经上升为一种符号,一种代表着良心和良知的符号。因此面对居委会干部的多次劝退,面对既已安排好的正式代表候选人,叶原百仍然坚持以“非正式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他带着民瑞脑消金兽主声音走到最后,竞选失败。

薄雾浓云愁永昼大代表竞选作为争取业主委员会选举的插曲结束后,叶原百继续坚持带领业主将举行业主委员会换届选举的申请上报市住宅局、市消委会、市政府信东篱把酒黄昏后访办,终于得到了回音,政府部门决定由第一届业主委员会成立换届选举筹备小组,组织选举工作,并且筹备小组成员由第一届业委会推荐产生。叶原百及业主对这种安排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们认为这不是公开、公平的选举流程,原因在于三点:1、根据深圳市物管条例,管委会每届任期3年,而益田村业主管委会已经成立了7年,存在本身就不合法;2、物管条理规定,管委会每年至少负责召开一次业主大会,然而第一届管委会并没有做到这一点;3、物管条理中也并没有规定管委会具有开展换届选举的职权,因此由第一届管委会组织选举工作不合法。

Written on 03月 5th, 2006 , 专业研究 Tags:

如果说深圳90年代的标志性建筑地王大厦是一位瘦削高挑的骨感美女,那么今天雄踞中心区CBD的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就是一位内外兼修的儒家君子;如果说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是深圳男性文化的苏醒,是男性文化对女性文化的一次平反,不如说大中华交易广场是中华君子气度的一次回归,是虚浮商海的一次厚重沉淀,是对商业社会的一次反思。中国历来重视君子文化,儒家强调“仁”、“礼”,强调“和谐”、“大一统”,然而盛事中华的精髓在一次次欧风西雨的熏染下似乎成为了一个遥远的回音。在浮躁的深圳,在这样一个强调速度、寸土寸金的城市,却有一个建筑可以担待十年岁月的磨炼,有一个人心怀天下、虔诚沉静得与它相望于江湖,只为对得起这个城市的使命。

美国的城市规划学家沙里宁说过:“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市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80年代的国贸追求速度,90年代的地王追求高度,而如今的大中华追求深度。仅从外表上看,地王骨瘦嶙峋的体态加上顶端高耸入云的避雷针创造了世界超高层建筑最“扁”最“瘦”的记录,也许是现代女性审美倾向的引导,也许是深圳对女性文化的顶礼膜拜,地王象征着西方歌特式建筑的愤世嫉俗以及中国古代文化中通、透、瘦的神髓,她有了仙风道骨却丧失了中庸平和,她是一位冷若冰霜的冷美人,绿色玻璃长裙迎着烈日,偶尔闪出那一道道寒气逼人的冷光,斩断了这个商业社会脆弱的情感连线。

大中华浑圆饱满的体态连着四栋皇冠型的子搂,分别坐轧着东南西北四面乾坤,有着男子的霸气又有慈父的厚爱;男性化的黑金汽车玻璃幕墙张显稳重;日本定制、英国设计的进口材料杜绝了反射光污染,恰恰又是中华君子仁德内敛高贵品质的体现;雄踞17000平方米深圳中心区楼前绿化占地,加上1万多平方米空中花园,搂顶2000平方米直升机停机坪,气度的张显需要空间资源的充裕,而大中华捍卫的领地是给繁华喧嚣中的深圳一片宁静的栖息之地。

乾隆皇帝曾在玉上题字:“情深不寿,强极则辱。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这是对中华传统儒家君子品质的诠释,强调中庸,强调尺度。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从下面的灯塔、花架,一直到主楼顶部,全部都是皇冠造型,而中轴对称的风格又是中国传统的建筑样式,中西合璧、张驰有度;中国儒家强调一种既入世又出世的理性,地王歌特式的尖顶直冲云霄,象征着彻底的出世;而大中华端坐大地,象征着入世,同时房顶桂冠羽毛状的弧型檐角却又袅袅向上、凌空欲飞,又象征着超越出世。

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举行的深圳建筑双年展上,有人对深圳整体建筑作出了精辟的评价:“深圳的城市与建筑有速度、高度、亮度和精度,但普遍缺乏深度。国贸大厦三天一层楼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深圳速度’;地王大厦的拔地而起325米证明了‘深圳高度’;华夏艺术中心前门那个为观众遮阳挡雨的‘灰空间’,看似是设计师的随意之笔,实际上这种从细处体现出来的人道关怀,正是深圳建筑的精度;何香凝美术馆的文化品味与深圳的文化氛围融为一体,使深圳人即使在阳光灿烂的早晨走进美术馆.也能感受到‘深圳亮度’”。然而“深度”的使命关乎到这座城市尊严与地位,在城市有限的发展用地上,一样建筑物就代表了城市总体的文化水平。建筑物不像时装,只要流行一年或者一个季节就行了。建筑物要保存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所以,当时代将城市建设的使命赋予你时,发展商首先想的应该是历史的使命感,其次才是利润、有了这种使命感,发展商和他的建筑就会有一种海纳百川的胸怀。当我们习惯于“国贸三天一层楼,地王九天四层楼”的“速度”时,大中华交易广场提倡“作品的一百年艺术生命力”,这是一种大音若稀的君子气度。当巴塞罗那用200年的时间建造高迪的圣家族大教堂时,我们强调的是3天一层楼的国贸;当威尼斯用3年时间完成科林莫水城规划时,我们的城市建设者只有3个月时间就完成项目规划设计;当欧泊姆古城用百余年的时间执著地坚守先人的建筑规划时,我们着急地把10年前的建筑列为旧城改造的范畴……我们要认真、长远的做每一件事,不要给历史留下太多的遗憾,一个建筑在成为短暂掠影的同时可能也成为了城市的伤疤。我们需要用良工的手艺铸造君子的心情。

当我们沿着深南大道行走时,看见大中华交易广场骤然高耸在翩然飞翔的市民中心和会展中心之间,仿佛舒缓的乐章突然行进到一个高音符上,扣人心旋也感人至深。贝多芬晚年完成“命运交响曲”时,耳朵聋了,只能用牙齿感受音符,那是用生命在作曲,他的全身都能感觉到曲调的悲怆和恢弘。大中华交易广场十年的命运历程,成就了它的经典,经历过风浪的平静,才有了大海的魅力,大平静和大从容成就了大中华的君子气度。

这是偶的好朋友兼偶最崇拜的良师益友——韩豪同学的大一作品,当时粗看就被夸张,想象力奇特的语言风格所吸引,这是一种少见的学院派西式语言,稚气版的“朱大可式语言”,也许是由于当时他看完全部朱大可作品潜移默化影响的吧……总之,我喜欢这样大胆且细致的描述分析,关于一个城市,一个另类的眼光。我知道他当时亲自走访了许多关外工地,打工部落,甚至亲自与文中的“地下产业”工作者深入交谈……冷静却不失同情率真,真希望他能这样保持,眼看着他一步步抛弃原来的风格,我必须替他保存这样一篇佳作!

自序: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是一部弥漫着色情油腻的作品,字里行间飘浮着女肉和欲望,是跟周围的现实强烈脱钩的一幅浓墨重彩的浮世绘。深圳恰好位于北回归线,也许这是一个隐语,暗示了深圳的意识流性格和超现实主义生活方式,深圳用一种孤注一掷的心态和一种濒临爆破的生理热情编码着一本中华版的《北回归线》。

深圳是这样一个城市:它曾经是政治宠儿,享受着中央政策的独家厚爱,但是在市场的同化作用下,在其我城市的权利意识逐渐清醒的情况下,深圳的政策优势随时有着灭顶之灾,深圳面临着成为政治孤儿的窘状。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前途未卜的忧虑,在深圳人的意识深处催生了一种及时行乐的哲学。有花堪折只需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浮生长恨欢娱少,肯重千金轻一笑?对我们来说,享乐主义不是僵死的理论文字和含糊不清的字眼,而是行动,行为的前奏;享乐的科学应当成为一门日常生活的艺术,而不是一门编撰阉割密码的晦涩的科学。深圳的享乐主义的人们沉浸在肉体感觉的欢乐之中,我们没有忽视任何一种感觉,我们让被遗忘的感觉,让被肉体憎恨者所鄙视的感觉活跃起来。我们懂得感觉,品味,呼吸,触摸,倾听,注视,我们懂得在让这些微妙的机制运作时获得快乐。正是这些微妙的机制让世界变为形状,气息,体积,颜色,香气,声音,温度。感性是肉体的,实在的外表皮值得关注。

在对待享乐的态度上,深圳让我油然想起了60年代的金斯堡和他的充满拧乱语言与机械气息的《嚎叫》。刚及弱冠的深圳所拥有的这种成熟的享乐哲学也让我想起了亨利米勒的《南回归线》:“当我还在襁褓中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哲学家了,我与生活中的陈规旧律对抗着”。深圳不需要那么多心理束缚,正如亨利米勒说的“我不需要上帝正如上帝不需要我一样,如果确实有那么一个上帝,我经常对自己说,那么我将平静地与我相见,并朝我的脸上吐唾沫”,我可以在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美容化妆购物基建司佳节又重阳法交通大学影院作息时间宠物香水植物鼠标酸奶各个方面独树一帜,我行我素。

尼采说,“活得让你想再活一次,这样活着是你的责任”。深圳的衮衮诸公确实在为实践尼采这句话里的道德劝诫而行色匆匆。不过他们大多采用了唯物主义的享乐方式,也就是通俗理性指导下的肉体享乐方式,用灯光,大理石桌,豪车,贵屋,吉我,勃艮第美酒,西装,以及来自五湖四海的女肉……

[b]价值观的断奶和续弦[/b]

来深圳已经一年整了,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心理和生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生理上的变化主要是指身体细胞的增多和变大,没有什么深意隐含在里面,而心理上的变化则不同,它的内涵太多了,原非一篇薄文所可以承载。我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100%的纯粹农民,是乡土文化的代表,能够直接鲤鱼跳龙门,从豫南一个完全以农业谋生存、除了黄土之外几乎找不到一块石头、到处写着“农村生活两台戏,计划生育宅基地”“雨下多了泡塌墙,娃生多了累坏娘”“将计划生育进行到底”等标语的乡村直接进入中国经济的性感地带、中国未来前途的指向型城市―――深圳,除了庆幸之外,我心里面其实还有很多愧疚,因为我感觉我弄脏了深圳这座美丽的城市,我感觉我所带来的农民文化是对深圳美丽的城市文化的一次污染和伤害,是对美丽事物的一次玷污和强奸,我时常有一种犯罪的内疚,有一种抱歉的沉默,每当我走在深南大道的斑驳陆离树影里,走在濒海大道的吹面不寒的海风中,走在华强路的绚烂夺目的科技的强光中,走在红荔路的暧昧旖旎的夜气中,走在香梅路的安静中,走在太子路的煽情糜烂的霓虹中,走在笋岗路的漫长中,走在南油路的嘈杂中,走在地王的蓝色下,走在赛格的冷气中,走在莲花山公园的花影中,走在海上世界的月光下,走在梧桐山的凉雾中,走在根据地酒吧挤出的震耳欲聋的摇滚中,走在海雅百货温柔而旖旎的装饰灯前……我都会萌发出一种小心翼翼,萌发出一种诚惶诚恐,竭力隐去自己身上的农村标志,收藏起身上的农村特色,避免自己身上暴露出村庄里面的鸡鸣狗叫,避免农村在城市面前丢人现眼。虽然我知道这是对父辈身份的一种背叛和不忠,是对自己农村户口的一种忘恩负义,可我还是忍不住这样做,为了那点可怜而廉价的自尊,为了国家的宣传机器鼓噪已久的所谓城市化。刚来深圳的时候经历了一次重生,思想上经历了一次文化大革莫道不消魂命,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也做了一次大扫除,彻头彻尾地重新修订了一次,所以我现在所奉行的观点是我在农村观点的修订版,这次修订把以前的观点改得面目全非。我知道这种篡改很卑鄙,孙犁投稿的时候总在稿底附上一句话:改我一字,男盗女娼。我虽然也爱惜自己的农村性格,不想去篡改它们,但是现实不仅残酷而且冷酷,在城市的灯流和人欲中谈论固守只能是一种自欺或自有暗香盈袖慰。

[b]深圳是香港的按摩女[/b]

深圳大学的网络上流传着一部脍炙人口的电影《榴莲飘飘》,这部片子的插曲《原始社会好》更是闻名全校,男女皆知。其中的歌词“原始社会好,原始社会好,原是社会男女光着屁股跑,男的追,女的跑,追到后还要按在地上搞一搞,搞得女的哇哇叫,掀起了原始社会的性高潮……”更是如雷贯耳,久唱不衰。这不是一部艺术片,而是一部记实片。导演采用完全白描的铺叙手法,给你呈现出深圳地下性产业的逼真的一面:从哈尔滨到深圳打工的漂亮女孩A迫于生计不可避免地走上了烟花女的卖淫之路,整天穿梭于深圳或者香港的花街柳巷,销售自己的皮肉,A因为在哈尔滨学过八年的国粹舞蹈,练就了一副极好的傲人身段,再加上天生一副花样娉婷叶样温柔的脸蛋,一来到深圳就被鸡头相中,做了本行业的头牌名谱,她每接一次客都要在自己的私人笔记本上画上一杠,所有的这些杠组成了很多的“正”字,A每天都可以写上很多“正”,而同房的几个半老徐娘只能独守空房,暗自陨泣,没有办法,妓女这个行业在深圳竞争挺激烈的。“我们这一行是吃青春饭的,你必须得抓紧时间努力工作,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很多人因为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而宣布中途退出,逐渐在这个行业里销声匿迹,但这个市场永远不会缺乏人才,我们每年都会通过各种渠道从全国各地各行各业输入很多优秀人才,而且这个行业正在走国际化的合作道路,优秀的老板必须到国际上找人才,比如哈尔滨就有很多俄罗斯女孩,台湾前一段时间刚从大陆引进了一批妹子,不过中途被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抓住了,国际化的竞争很明显的。”这段话原是网上的一段荤笑话,但是用它来描述深圳性产业似乎并无不妥。这段话逻辑基点是妓女行业是一个正大光明的行业,它有资格参与WTO,有资格享受各种法律,有资格请大学教授给员工开培训课,有资格用男人们白天投射在她们身上的色情的目光来弥补自己在黑夜所受的畸形伤害,有资格享有其它行业所享有的机会。看来竞争激烈的不仅仅是每年一度的高半夜凉初透考!不仅仅是场场爆满的人才招聘会!有一个国内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做过一个粗略的估计,统计结果指出,妓女每年的消费额(包括餐饮费,打的费,旅馆住宿费,化妆品市场的消费,服装市场上的消费,药品市场上的消费,美容市场上的消费,健身市场上的消费,逼着情夫另建家庭所带来的房地产市场和家居建材市场上的消费,破坏家庭之后打官司时所伴生的律师诉讼费等等)大约占到国民消费额的20%左右,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和拉动内需贡献颇巨。而深圳的背后就有着这样一个肮脏却繁荣的传统市场,如同一朵盛开在粪堆上的鲜艳之花,如同一片漂浮在污河里的游船。2002年的《南风窗》曾经用一个很大的专题版面报道过山西太原市的地下性产业,里面一个记者曾经下过断言说“山西的地下性产业是全国之最”。这句话未免言之过早。山西省是个煤矿大省,有着成百上千万的精壮青年劳力,当然是隐含着巨大的色情消费潜力,可是换一个角度想想,山西的“隐含消费群”(或者称为“待启动消费者群”)都是一些低收入者,都是“一个人吃饱,两个人不饿”的待消费结构,我们对色情消费一般是抱着“只敢远观,不敢亵玩”的观望心理,一心一意地企盼人肉市场能够来一次减价风暴,可是妓女也要生存,也懂得待价而沽的传统商界哲学,她们不作赔本生意,所以山西的人体市场的价位一直居高不下,弄得山西的“黑色消费”(因为色情买卖一般在夜幕掩盖下成交,所以我姑且称之为“黑色消费”,或者“黑夜消费”。这是从消费环境对某种消费行为所进行的命名,而不是从性质方面所做的命名)持续走低,缺乏后进和弹力,无法实现自己成为山西省支柱产业的理想,而深圳市在这方面则幸运很多,毕竟它傍着香港这个富翁呢。说起香港,几乎是它一手把深圳拉扯大的,国家的政策优惠和资金扶持当然是深圳发育的重要营养,但俗话说的好,远亲不如近邻,深圳毕竟离北京太远了,北京方面的爱心走到上海那里就已经被瓜分殆尽,走在广州又被劫走一大块,等到到达深圳已经所剩无几,只有一些残羹冷咫了,何况远水解不开了近渴,深圳的成长主要还是靠香港的奶水。北京方面的资本在往南方寻找投资场所的时候,一走在上海就被那满街的欧化风情、满巷的法莫道不消魂国梧桐、满路的意大利酒吧吸引住了,再也不想往南走,而且上海的水陆交通、工业基础、原料供应、政策环境、金融物流、电力水源都挺性感多姿的,原非深圳所可以望其项背。深圳则只能躺在香港宽阔广大的怀抱里寻找暧昧。香港的老板是深圳色情消费的一只生力军,香港人的压力很大,股东篱把酒黄昏后市波动、失业、经济下坡、领佳节又重阳导人换届、归属不定、通货膨胀、非典、禽流感、黑瑞脑消金兽社会等等都给香港人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所以香港特多人信教拜佛,烧香敬神,借以舒缓紧张。而香港的男人还有一种途径:来深圳放松,很多优秀的肉鸡先在深圳罗湖聚集,焦灼地等待着香港的顾主。现在24小时通关之后,香港男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搞得有点象苏轼所说的“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有位人士曾这样打油:

细雨驱车去深圳,罗湖打开方便门。白日纵歌华侨城,深夜抱妞红树林。一掷千金走泥丸,灯红酒绿腾细浪。侵晨吻别身侧女,香港曙色正照人。

深圳给香港的压力男人提供了按摩场所,无疑是因为自己所具有的女性化形象。

[b]为什么我的眼里饱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恨”得深沉![/b]

深圳的最高决策机构的最高决策者和深圳某些高等高级教育机构的最高决策者都是女性,我们可以把这些理解成一种巧合或者偶然,但这些事实也隐隐约约透露出一种尴尬的现状―――深圳是一个女性主导的城市。

《南方周末》曾经披露过一个数据:深圳市的男女比例大约是1:7。在进行这个数据统计的时候,并没有把宝安和龙岗两个关外区排除在外,可以说正是宝安和龙岗人数众多的打工妹造成了这个数据。深圳本来就是靠制造业起步的,制造业一般是偏爱女性的修长手指的。我曾经到过深圳的几个民工区逛悠,梧桐山脚下的横塘片区,科苑路尽头的松坪山片区,中心西区香蜜湖南侧的红树林片区,南山区人人乐附近的一个小型片区等等,在这些地方进行了多次观察,发现这些地方都是绝对的女性主导的世界,拥挤嘈杂的服装铺子几乎全部是女性服装,品种繁多,价格便宜,但是想找男士服装比在地狱里找上帝,在天堂上找冥王,在苏格拉底的泼妇妻子身上找温柔,在林黛玉身上找粗暴还难。跟一些老板聊天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你,这里除了一些管理人员之外,基本上全部是女工,很少见到男工。所以我们进货的时候只进女装。我曾经走进一家理发店,那里的女老板看见突然走进来一个戴眼镜的男士很是吃惊,眼睛骤然增大,由椭圆变成浑圆,好像干瘪的足球突然充满了气体,料想必是那家工厂的段长或者老板的小孩舅。不过他们都是在商业圈里摸爬滚打的好手,察人的经验很丰富,能够用眼睛看出你嘴里的烟味, 用鼻子闻出你脸上的紧张。刚说上几句话他们就发现了我的底细,看出了我是一个大学生。是我的眼镜和说话风格出卖了我。好在那个老板娘也是北方人,我们旋即以老乡相称,亲切得好像失散多年的亲人在兵荒马乱中突然重逢,好像快要熄灭的香烟被猛吸几口之后又火势熊熊。她首先袒露了一些生活的艰难,好像家里来了客人,为了防止对方张口借钱,就赶在对方开口之前先把自己的光景说得跟杨白老一样惨淡。接着她告诉我:“这里的工厂还算是比较小的,宝安,龙岗的那些工厂要比这里大很多。我们这里只做女性发型,自开店以来从来没有接受过男士客人。”这样的民工区一般有一万人左右,工厂区很有八十年代初期刚改革开放的时候珠江三角洲的气象。一个很大的工业区里密密麻麻地布满了上百家工厂,好像超市里包装得齐齐整整的块状萨其玛,也像集装箱口岸那些一排排,一溜溜堆放的假装箱。厂房很简陋很雷同,外面都糊着白石灰,居住条件很恶劣。每天早上工人们摩肩接踵地从宿舍走向工作间,傍晚又成群结队地从工作间返回宿舍,人头攒动,人声鼎沸,有一种集体赴难的壮烈感。热闹的背后隐藏很多人性的变形和人薄雾浓云愁永昼权的荒凉,隐藏着很多恶心的剥削和变半夜凉初透态的束缚。工人们的居住条件堕落到了极点,洗澡间里的脏水直接溜进了女工宿舍,男工人数很少,好比女儿国里的唐僧师徒。男工的洗澡间依附于女工的洗澡间,二者之间没有任何遮掩,进进出出一目了然,厕所更是臭气熏天,氨气的味道很浓,连苍蝇都难以忍受而经常在飞翔途中颓然落地。那里的厕所很原始,就是一条很长的水道,人蹲在上面就能行事,经常要看着别人的脏物从自己眼下流过,很是恶心,令人有种呕吐感。里面的灯泡是15瓦的,昏暗如同地府。

我到过一个专门为美国生产沙滩帐篷的工厂,这个工厂每年都有几个月的生产淡季和几个月的生产旺季,到了淡季,女工们每个月只能拿到五百元左右的工资;到了旺季,女工们为了多赚点钱贴补家用,常常自愿加班到深夜三点钟左右,然后八点钟左右继续工作,很多人疲劳至极,三点钟下班后已经浑身无力,迈不开脚步,干脆就在工作间里和衣而睡,也不冲凉了,有几个十四岁左右的小女孩因为受不了这种工作强度又不愿失去工作,常常累得趴在地上大哭。也许哭泣是她们最后的撒娇方式,她们的父母正关心地里的庄稼,没时间关心自己的女儿。油头粉面的老板坐在空调室里面看着订单,不断地下令加快进程,完全把劳动法垫在了自己的屁股地下,或者当手纸用。打工妹们的娱乐生活跟拉丁美洲的热带雨林一样荒芜,跟中国的大学老师为了混职称而写的学术专著一片单调乏味,跟喜儿在山洞里的日子一样艰苦。工厂里没有电视,没有图书,下班之后的她们唯一点去处就是逛街(当然工厂里面最漂亮的那个女孩不用去逛街,她已经面无表情地住进了老板在华侨城买的别墅)。大街上音响店里面传出来的歌声仍然是邓丽君,韩宝仪,李玲玉,和二十年前一摸一样,甜甜的歌喉,舒缓的旋律,直白而哀怨的歌词传达出一种暧昧的怀旧,让人回到了春雷初响、春潮初泛的时候的悸动、回到了从前。我始终倾向于认为,怀旧是对现实的委婉批评、是对现实的温柔躲避、是对现实的轻度放弃,音像店老板之所以选放这些老歌,正是为了帮助打工妹们宣泄现实的苦闷,让我们在一种遥远的细腻人物里找到暂时的避难所。打工妹是深圳繁荣的脐带,用自己的青春研磨成的灰供养着深圳的经济。诗人艾青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曾经写过一首诗:为什么我的眼泪饱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想把这句话改造之后变成小标题,应该会契合打工妹的心境。是的,深圳是这样一个城市:几个台湾女歌手就足以安慰一大片受到现代新型剥削制度压榨的身心,就足以擦干一大群打工妹滴泪的眼睛,女人的哭声是这个城市的代表作,那声音的穿透力可以直达人心最脆弱的部位,碰发出一纸的同情。每年情人节,都有几百万份年轻的处半夜凉初透女般纯洁的感情被撂荒,被忽视,在大街上游荡,寻找着心灵的归属。深圳的男人经营着吞吐量巨大的世界上有名的港口,却不能为自己的女人提供一个心灵的港湾,这是一种自嘲。深圳男人的懦弱更证明了深圳是一个女性主导的城市,是一个需要女性来主导的城市。

[b]谁掌管着深圳的子夜?[/b]

深圳的夜晚有它的特殊之处,这是一个年轻人的城市,老年人在这个城市可以忽略不计,基本上莲花山,笔架山等公园的一些体育健身设施就足以满足老年人的需要,深圳的绝大部分娱乐设施都是冲着年轻人开设的,酒吧是其中的一项重头戏。深圳的酒吧很多,遍地开花。比较大的是华侨城的酒吧一条街和海上世界旁边太子路的酒吧一条街,从顾客群的角度来看,华侨城的酒吧街的顾客群较为年轻化,太子路的较为欧化,老外比较多,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女性主导。夜晚是对白天的一种反弹和弥补,白领们在白天受够了公司制度和工作速度的压迫,搞的精疲力竭,夜晚给我们提供了放纵的理由和环境,他们在红酒和饮料的温润中把白天僵硬的感情泡软,他们在夜晚最需要的是柔情不是刚健,所以女性的性格成了夜晚男性的最爱,女性的性格主导了这个城市的夜晚。

深圳电台有一个很有名的节目《夜空不寂寞》,她的主持人是一个名女人胡晓梅,这个节目和这个主持人掌管着深圳市的子夜,每天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总有很多等待安慰的心灵留守在电话机旁边等待着和女支持人的对话,等待着女主持人对我们那伤痕累累的心灵的医疗,犹如滴血的困虎在等待兽医前来,在渴盼虎伤的痊愈。这等待的人中有着腰缠万贯的富姐,有着在证券市场游刃有余的男人,有着爱美胜过一切的白领小资,有着政府公务员,有着高校教师,有着酒店服务生;有的正在行车,有的正躺在被窝里,有的正在空虚地守着布满月光的阳台,有的正拎着一瓶金威独自饮……。一个女性主宰着很多行业的很多陌生人,女性的力量在深圳是强大无比的,像电磁波一样充斥着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象花香一样弥漫着土地。

[b]明哲保身 ,自己的学校还是少说为妙[/b]

深圳大学现在已经陷入了一种严重的自恋倾向,总以过去的短暂辉煌去换取今日外界的垂青。这是一所女性主导的大学,高层的女性有着一些垂帘听政的历史偏好。行政上的女性主导前面已经讲过。其我方面同样表现明显。深圳大学有一山一湖,山曰杜鹃山,湖曰文山湖。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山和水各自的象征意义是很明显的,山象征男性的孔武,水象征女性的阴柔,这种习俗在深圳大学已经被 ** 了,深圳大学的唯一一座山的名字―――杜鹃都有着女性化倾向,是男性向女性妥协的一个暗示,而湖的名字―――文山则分明有着男性化倾向,张扬着自己的男性内存。这种妥协映射到现实的人事之中便出现了我们所耳闻目睹的恋爱中的女生优先的格局,在大学生的恋爱关系中,女生一般是作为被追求者,男生一般是作为追求者出现的,这种格局也许不是深圳大学所特有的,是全国高校的普遍现状,但这种情况既然出现在深大,就给我的论点增加了论据:深大是一个女性主导的大学。

[b]就这么结束[/b]

上海的东方明珠是尖锐锋利的,给人一种直刺云天的豪迈,上海的金贸大厦是棱角分明给人一种复杂坚强的男士感,它们都位于黄浦江畔,傲视着黄浦江,形成了对黄浦江的蔑视,这其实是对女性文化的蔑视,是上海小男人追求翻身的一个隐语。这两个建筑不约而同地都增加了上海的粗犷和豪放,用建筑这种直接和震撼的形式对自张爱玲苏青陈丹燕以来形成的上海阴性文化做了一次叛逆和扭转。

话题回到深圳。如果我们把深圳市比作一个人体,把深圳市政府比作此人的大脑,那么地王大厦和赛格广场就是此人挺拔而丰硕的双乳,到顶端后骤然缩小的避雷针就是此人的乳晕。地王大厦所采用的绿色外套无疑是女性喜爱的颜色,她把自己的两侧塑造成半圆形,也暗合了中国人“男宽女圆”观,地王大厦瘦削的体形露骨地表达了对女性体形的向往和模仿,总之,地王大厦这样一个深圳市的标志性建筑中所显露出来的对女性的点点滴滴的膜拜正说明这个城市的女性主导,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把这个信号解密之后我们就会恍然大悟:怪不得深圳深圳跑起来这么乏力,却原来它是一个柔女。也许是后来的建筑师意识到这一点,不想给后人留下口实让别人说自己软弱,所以在建造赛格广场的时候就对地王大厦的恋女心态做了一些修正和调整,首先赛格广场的灰黑色调与男性的颜色选择基本吻合,其次赛格的一楼到八楼都用电子产品填充,电子产品是男人的作品,这样就很巧妙地增加了赛格的男性色彩,而地王在底层进驻的是麦当劳和肯德鸡,那里飘出的食品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女人香,这无意中就增加了地王的阴柔。比起地王来,赛格最大的改变是采用了钢筋混凝土作为自己的主体结构,这是一种彻底的“返男”现象,是一种女性压迫下的自我反省,是男性意识的一种可喜复活。这虽然是一个好的苗头,却也让另外一个问题浮出水面:赛格和地王之间存在着明争暗斗,同样作为高档写字楼,二者之间肯定存在拉公司入住的竞争。而明争暗斗恰是女性的天生禀赋,是她们最喜欢的智力消耗方式,赛格和地王之间的明争暗斗表达了女性文化在深圳的著名建筑身上的使用。

也许,女性是深圳的宿命,深圳只能俯首承认而不能逃脱。就像住在深圳是我的宿命,我只能俯首承认而不能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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