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号晚的深圳,没有初冬的寒意,从明星精英云集的华侨城出来,黑漆漆的深南大道上灯光零星。街边烤生蚝档铺依旧浓烟滚滚,打工情侣躲在树林里战战兢兢享受着廉价的幸福,卖艺乞讨者依旧用那毫无音乐美感的嗓音唱着“恋曲1990”……顿时间我有种微醺酒后的清醒,夹杂着阵阵泛起的失落。与百步之隔的华侨城双年展展厅内明星云集,精英派队的热烈景象天壤之别,阵阵夜风吹来提醒着我真实的深圳,是谁在掌管这个城市的子夜?又是谁能在这曾被认为贫瘠和沙漠的土地上具有发言权?半年以来由策展到参展的经历以及社会各个角落采集的灵魂故事也渐渐被唤醒……

 


“双年,双城,是展览也是命运”


目光扫过公车站灯箱广告中明亮的双年展宣传海报,黑白格子的设计风格仍是沿用两年前第一届的视觉标示系统,那时我坐在从学校回家的公车里,黑白格子的巨幅海报挑动视觉神经,然后是铺天盖地的官方宣传,张永和与孟京辉两大名人主导,那时的双年展第一次来到深圳,是深圳的高峰艺术盛会。还是学生的我也是这样一次次渴求,把头探出了窗外,与艺术社团的朋友结伴观看,双年展成为一件艺术品,成为风靡一时的先锋话题。


 


两年时间,从旁观观看到策展参展,是我生命中从象牙塔到社会的换幕剧,是梦想到现实的一次硬着陆,是 ** 与再生的一出浮世绘;两个城市,深圳与上海,相似的经济增长率截然不同的城市文化,一个是我的宿命,一个是我的现实。这就是参展的初衷——采集活生生的城市经历,城市行为和城市意识,表达现实与虚拟的双重深圳,而整个漫长的搜集和尝试过程却又恰恰构成了另一场灵魂活动,解决那个所谓“梦想和现实”的永恒困扰。


 


一年前,深圳市规划局传真给马清运的一纸策展邀请函,作为重点工作任务落在我身上,最初的策展命题是“全球化浪潮中的亚洲城市问题”。“空中飞人”马清运万忙之中仅用半天时间讨论分解命题,“全球化”意味着传统“地理领域”的不断消失,用文化差异和人文区别来重新定义“领域”是世界的趋势,而亚洲是用文化来定义领域的最有代表和最有基础的地区,而华人又是这个文化领域中最具顽固特征的文化源头。深圳用20年的时间塑造亚洲神话,其移民特征和创造实验性似乎更加适合谈论这个话题,本届双年展主题“城市再生”便呼之欲出了。


 


“再生”作为建筑观点并不新颖,是东方的循环哲学观倾注到建筑上的一种抽象运用,中国的木结构建筑以及日本神宫早有复制行宫和频繁重建的习俗。“再生”在人文社会学视角里关注的是在这个城市里所可能存在的精神状态,而深圳最惯于传颂的“白手起家创业故事”以及“灰飞烟灭淘金梦”,如一场场大浪淘沙、洗过无痕的潮起潮落,是“再生”话题的形象注释。因此产生了“深圳速度”——深圳速度的生、深圳速度的死、深圳速度的抛弃传统陈规、革新意识……当我协助递交出策展主题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被“深圳再生”背后的情节所困扰。作为一个在深圳第一代移民的子女,与父辈一同经历了移民创业的一次次再生与辛酸,我知道速度带来效率的同时带来了豆腐渣,再生带来革新的同时产生了快速消费品,故事远非结局那样美好,第一代移民海啸过尽后的残骸该由谁来承担?城市青黄不接的警钟该由谁来敲响?而这一切都只如冰山一角,海平面下的那十分之八才是故事隐而未发的迷人之处。


 


因此在由我拟写的《给广大“城市人”的公开征稿函》目的在于用群众意识去充实和分解精英思想和先锋艺术,而我自然也成为应征参与的小市民之一。6月份,我在辞去策展工作后专门以市民参展身份,通过深圳规划局在官方博克上公布的公开征稿信箱,给一直合作的组委会负责人写了参展报名信。四年的政治学专业熏陶,让我对一切生活中的民瑞脑消金兽主权利和自我意识敏感,心怀着对展览形式革新的好奇以及其标榜聚集市民精神的一种探测,我对这种由下至上的参与过程产生浓厚兴趣,其亲身实践的过程或许比展览本身更具有价值,它会成为深圳多元话语权的又一渠道与证明。


 


我在给双年展组委会的报名信件中这样写道:“……作为一名对深圳具有复杂感情的深圳人来说,15年的成长岁月让我具有话语权,我的作品将会展现这个城市的故事以及和我一起拥有这些故事的人们……”


 


“立正,站好,有话想说的请举手!”


或许不是本届双年展具有革新意识,而是深圳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城市,初出牛犊不怕虎。相比北京的官半夜凉初透场森严、上海的精英自居,深圳就如一个乱糟糟的小学课堂,老师站在讲台上说“立正,站好,有话说的请举手!”哗啦啦就举起一片。当全国还在叫嚷着深圳是文化沙漠的时候,深圳已经成为全国民间艺术团体活跃的一片热土,自组织现象延伸至各领域,成为深圳市民业余活动的一大消遣形式。我曾经历了深圳社团林立的年代,遍及深圳的文化书吧周末生意全被各种沙龙活动占据,我先后加入独立电影社团,世界音乐社团,黑匣子话剧社等各种民间社团,也正是这些社团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不约而同的出现在本届深港双年展的展览现场:“Too Magazine”的爱米,“消费的涂鸦”的平面设计师魏籽,“翻版映画”的创始人曹菲以及“城市再生”话剧编导阿白……按照“旧天堂”阿瓜的说法,今年圈内人打招呼都改用“你双了吗?”我想所谓的城市文化,祖宗留下的历史宝藏是一种,年年标榜的政策指标是另一种,而这个城市市民的日子如何过,市民自发组织并关心讨论的话题是什么也许更能代表一个城市深层的文化内核。拓荒牛的创业故事是属于父辈的传奇,从某种角度说也是特定时代和政策背景下被政治宣扬的传奇;暴发户和二有暗香盈袖奶是深圳传奇中抽科打诨的点缀而已,也不排除其他城市对深圳传奇的嫉妒和妄加揣度……深圳的传奇还在继续,并具有最不受拘束和自觉自省的全新注释,而这些,却一再被忽视。我行走四方,听见的评价仍是不假思索的“文化沙漠”;看见那些自以为是的艺术家们仍津津乐道于深圳的二有暗香盈袖奶和民工,这些确实是“深圳特色”,但并不是全部。而我的深圳是什么?所有与这座城市共同成长的人们的深圳是什么?


 


于是我想到了大学时怀着一腔政治关怀,曾为了专题论文走访调研的几大民工片区,梧桐山脚下的横塘片区,科苑路尽头的松坪山片区,中心西区香蜜湖南侧的红树林片区,南山区人人乐附近的一个小型片区等,那些密密麻麻的厂房宿舍,如块状萨其马,又如盐田港口一摞摞的集装箱,所有的人情与个性都湮灭在轰轰烈烈的深圳速度中,偶尔冒出的气泡是打工妹的哭声以及民工区内时常飘出的80年代老歌,那些歌声仍然是邓丽君,韩宝仪,李玲玉,和二十年前一摸一样,甜甜的歌喉,舒缓的旋律,直白而哀怨的歌词传达出一种暧昧的怀旧,让人回到了春雷初响、春潮初泛的时候的悸动、回到了从前。也许怀旧是对现实的委婉批评、是对现实的温柔躲避、是对现实的轻度放弃,这些老歌打工妹们宣泄现实苦闷的一种唯美途径,让我们在一种遥远的细腻人物里找到暂时的避难所。打工妹是深圳繁荣的脐带,用自己的青春研磨成的灰供养着深圳的经济。


 


于是我又想到了15年前,罗湖关口那个小女孩被父亲高高举在肩头,指着遥远处迷蒙的大海与城市天际线说那是香港,这对于一个在家乡静静长大的孩子来说这仿佛成为了眺望大世界的第一眼。而后经历了香港回归的通宵守夜大联欢,邓人比黄花瘦玉枕纱厨平去世的满城恸哭,《花季雨季》的万人空巷,社团林立的激烈争锋、围炉夜话,“磨坊”驴友的豪情出走……也曾住铁皮房,也曾羞耻于自己的移民身份,也曾对这个城市失望愤恨,也曾和文艺青年们兴叹要远走去寻找适合梦想的故土……没有一个城市具有深圳这样统一而相似的生活经验,没有一个城市如深圳一般说出几个关键词就可以激起群情激昂的共同记忆,这些记忆恢宏而不乏细腻,统一而不缺个性,这便是文化认同,是城市的公共记忆,它使孤立的移民打开深锁的门,走出去发现同类,所谓的归属感就是由这些共同记忆塑造的精神相通,休戚与共的文化认同。


 


带着我个人和他人的故事,结合城市建筑的承载力探讨,便是我们的参展作品“测量城市灵魂”,从传统的度量手段入手,找到一种与灵魂相配的专用度量尺,通过一个具有对比和介入性的装置,测量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会公共意识的互动程度。是科学?是艺术?还是隐喻?装置只是展品的外部表现,而参展的核心价值在于发掘和采集来的个人故事以及在展览期间可能泛起的共同情感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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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如是说……”


7月到10月,展品准备的正式阶段,虽然那时还没有接到参展的最后邀请函,甚至并没有为展览而做,只是一到夏天行走的激情就高昂,一头栽入那些故事与倾诉中,被感动和震撼推着往前走。背起行囊,拿着纸笔开始由上海回四川三峡移民带,到西东篱把酒黄昏后藏,经尼泊尔到印度途径孟加拉,采集了上百个对深圳有着不同视角的灵魂故事。选择这些差异性极强的城市与国家既有社会经济制度的考虑,又有对移民地区的关注,还有基于传统宗教地区灵魂观的对比。目的在于尊重灵魂分析的不可定性,测量手段充分多元化,表现由文化地域的差异性所形成的冲突与和谐。


 


在选择标本的过程中,也是我对谁具有发言权的不断思考,大到不同地域各行各业的人,小到我身边所有经历深圳的同学朋友,这个过程是激动人心的,就如线串起散落的珍珠,我突然明白了“深圳人”的含义。由移民而来的人,本是散落的珠子,人浮于世,共同的情感经历就如那柔弱而强韧的丝线,将珠子串起来形成城市,而年轻又空白的深圳,因为不背负固有的历史定论,也不依赖宗族和地域形成的底色,个人体验的爱恨情仇便成为了深圳协奏曲中的音符,共有体验的粘合剂。


 


经过一个多月的录制,那些展现在镜头前平静叙事、娓娓道来的故事和面容,串联成一张人性的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