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号晚的深圳,没有初冬的寒意,从明星精英云集的华侨城出来,黑漆漆的深南大道上灯光零星。街边烤生蚝档铺依旧浓烟滚滚,打工情侣躲在树林里战战兢兢享受着廉价的幸福,卖艺乞讨者依旧用那毫无音乐美感的嗓音唱着“恋曲1990”……顿时间我有种微醺酒后的清醒,夹杂着阵阵泛起的失落。与百步之隔的华侨城双年展展厅内明星云集,精英派队的热烈景象天壤之别,阵阵夜风吹来提醒着我真实的深圳,是谁在掌管这个城市的子夜?又是谁能在这曾被认为贫瘠和沙漠的土地上具有发言权?半年以来由策展到参展的经历以及社会各个角落采集的灵魂故事也渐渐被唤醒……

 


“双年,双城,是展览也是命运”


目光扫过公车站灯箱广告中明亮的双年展宣传海报,黑白格子的设计风格仍是沿用两年前第一届的视觉标示系统,那时我坐在从学校回家的公车里,黑白格子的巨幅海报挑动视觉神经,然后是铺天盖地的官方宣传,张永和与孟京辉两大名人主导,那时的双年展第一次来到深圳,是深圳的高峰艺术盛会。还是学生的我也是这样一次次渴求,把头探出了窗外,与艺术社团的朋友结伴观看,双年展成为一件艺术品,成为风靡一时的先锋话题。


 


两年时间,从旁观观看到策展参展,是我生命中从象牙塔到社会的换幕剧,是梦想到现实的一次硬着陆,是 ** 与再生的一出浮世绘;两个城市,深圳与上海,相似的经济增长率截然不同的城市文化,一个是我的宿命,一个是我的现实。这就是参展的初衷——采集活生生的城市经历,城市行为和城市意识,表达现实与虚拟的双重深圳,而整个漫长的搜集和尝试过程却又恰恰构成了另一场灵魂活动,解决那个所谓“梦想和现实”的永恒困扰。


 


一年前,深圳市规划局传真给马清运的一纸策展邀请函,作为重点工作任务落在我身上,最初的策展命题是“全球化浪潮中的亚洲城市问题”。“空中飞人”马清运万忙之中仅用半天时间讨论分解命题,“全球化”意味着传统“地理领域”的不断消失,用文化差异和人文区别来重新定义“领域”是世界的趋势,而亚洲是用文化来定义领域的最有代表和最有基础的地区,而华人又是这个文化领域中最具顽固特征的文化源头。深圳用20年的时间塑造亚洲神话,其移民特征和创造实验性似乎更加适合谈论这个话题,本届双年展主题“城市再生”便呼之欲出了。


 


“再生”作为建筑观点并不新颖,是东方的循环哲学观倾注到建筑上的一种抽象运用,中国的木结构建筑以及日本神宫早有复制行宫和频繁重建的习俗。“再生”在人文社会学视角里关注的是在这个城市里所可能存在的精神状态,而深圳最惯于传颂的“白手起家创业故事”以及“灰飞烟灭淘金梦”,如一场场大浪淘沙、洗过无痕的潮起潮落,是“再生”话题的形象注释。因此产生了“深圳速度”——深圳速度的生、深圳速度的死、深圳速度的抛弃传统陈规、革新意识……当我协助递交出策展主题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被“深圳再生”背后的情节所困扰。作为一个在深圳第一代移民的子女,与父辈一同经历了移民创业的一次次再生与辛酸,我知道速度带来效率的同时带来了豆腐渣,再生带来革新的同时产生了快速消费品,故事远非结局那样美好,第一代移民海啸过尽后的残骸该由谁来承担?城市青黄不接的警钟该由谁来敲响?而这一切都只如冰山一角,海平面下的那十分之八才是故事隐而未发的迷人之处。


 


因此在由我拟写的《给广大“城市人”的公开征稿函》目的在于用群众意识去充实和分解精英思想和先锋艺术,而我自然也成为应征参与的小市民之一。6月份,我在辞去策展工作后专门以市民参展身份,通过深圳规划局在官方博克上公布的公开征稿信箱,给一直合作的组委会负责人写了参展报名信。四年的政治学专业熏陶,让我对一切生活中的民瑞脑消金兽主权利和自我意识敏感,心怀着对展览形式革新的好奇以及其标榜聚集市民精神的一种探测,我对这种由下至上的参与过程产生浓厚兴趣,其亲身实践的过程或许比展览本身更具有价值,它会成为深圳多元话语权的又一渠道与证明。


 


我在给双年展组委会的报名信件中这样写道:“……作为一名对深圳具有复杂感情的深圳人来说,15年的成长岁月让我具有话语权,我的作品将会展现这个城市的故事以及和我一起拥有这些故事的人们……”


 


“立正,站好,有话想说的请举手!”


或许不是本届双年展具有革新意识,而是深圳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城市,初出牛犊不怕虎。相比北京的官半夜凉初透场森严、上海的精英自居,深圳就如一个乱糟糟的小学课堂,老师站在讲台上说“立正,站好,有话说的请举手!”哗啦啦就举起一片。当全国还在叫嚷着深圳是文化沙漠的时候,深圳已经成为全国民间艺术团体活跃的一片热土,自组织现象延伸至各领域,成为深圳市民业余活动的一大消遣形式。我曾经历了深圳社团林立的年代,遍及深圳的文化书吧周末生意全被各种沙龙活动占据,我先后加入独立电影社团,世界音乐社团,黑匣子话剧社等各种民间社团,也正是这些社团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不约而同的出现在本届深港双年展的展览现场:“Too Magazine”的爱米,“消费的涂鸦”的平面设计师魏籽,“翻版映画”的创始人曹菲以及“城市再生”话剧编导阿白……按照“旧天堂”阿瓜的说法,今年圈内人打招呼都改用“你双了吗?”我想所谓的城市文化,祖宗留下的历史宝藏是一种,年年标榜的政策指标是另一种,而这个城市市民的日子如何过,市民自发组织并关心讨论的话题是什么也许更能代表一个城市深层的文化内核。拓荒牛的创业故事是属于父辈的传奇,从某种角度说也是特定时代和政策背景下被政治宣扬的传奇;暴发户和二有暗香盈袖奶是深圳传奇中抽科打诨的点缀而已,也不排除其他城市对深圳传奇的嫉妒和妄加揣度……深圳的传奇还在继续,并具有最不受拘束和自觉自省的全新注释,而这些,却一再被忽视。我行走四方,听见的评价仍是不假思索的“文化沙漠”;看见那些自以为是的艺术家们仍津津乐道于深圳的二有暗香盈袖奶和民工,这些确实是“深圳特色”,但并不是全部。而我的深圳是什么?所有与这座城市共同成长的人们的深圳是什么?


 


于是我想到了大学时怀着一腔政治关怀,曾为了专题论文走访调研的几大民工片区,梧桐山脚下的横塘片区,科苑路尽头的松坪山片区,中心西区香蜜湖南侧的红树林片区,南山区人人乐附近的一个小型片区等,那些密密麻麻的厂房宿舍,如块状萨其马,又如盐田港口一摞摞的集装箱,所有的人情与个性都湮灭在轰轰烈烈的深圳速度中,偶尔冒出的气泡是打工妹的哭声以及民工区内时常飘出的80年代老歌,那些歌声仍然是邓丽君,韩宝仪,李玲玉,和二十年前一摸一样,甜甜的歌喉,舒缓的旋律,直白而哀怨的歌词传达出一种暧昧的怀旧,让人回到了春雷初响、春潮初泛的时候的悸动、回到了从前。也许怀旧是对现实的委婉批评、是对现实的温柔躲避、是对现实的轻度放弃,这些老歌打工妹们宣泄现实苦闷的一种唯美途径,让我们在一种遥远的细腻人物里找到暂时的避难所。打工妹是深圳繁荣的脐带,用自己的青春研磨成的灰供养着深圳的经济。


 


于是我又想到了15年前,罗湖关口那个小女孩被父亲高高举在肩头,指着遥远处迷蒙的大海与城市天际线说那是香港,这对于一个在家乡静静长大的孩子来说这仿佛成为了眺望大世界的第一眼。而后经历了香港回归的通宵守夜大联欢,邓人比黄花瘦玉枕纱厨平去世的满城恸哭,《花季雨季》的万人空巷,社团林立的激烈争锋、围炉夜话,“磨坊”驴友的豪情出走……也曾住铁皮房,也曾羞耻于自己的移民身份,也曾对这个城市失望愤恨,也曾和文艺青年们兴叹要远走去寻找适合梦想的故土……没有一个城市具有深圳这样统一而相似的生活经验,没有一个城市如深圳一般说出几个关键词就可以激起群情激昂的共同记忆,这些记忆恢宏而不乏细腻,统一而不缺个性,这便是文化认同,是城市的公共记忆,它使孤立的移民打开深锁的门,走出去发现同类,所谓的归属感就是由这些共同记忆塑造的精神相通,休戚与共的文化认同。


 


带着我个人和他人的故事,结合城市建筑的承载力探讨,便是我们的参展作品“测量城市灵魂”,从传统的度量手段入手,找到一种与灵魂相配的专用度量尺,通过一个具有对比和介入性的装置,测量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会公共意识的互动程度。是科学?是艺术?还是隐喻?装置只是展品的外部表现,而参展的核心价值在于发掘和采集来的个人故事以及在展览期间可能泛起的共同情感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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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如是说……”


7月到10月,展品准备的正式阶段,虽然那时还没有接到参展的最后邀请函,甚至并没有为展览而做,只是一到夏天行走的激情就高昂,一头栽入那些故事与倾诉中,被感动和震撼推着往前走。背起行囊,拿着纸笔开始由上海回四川三峡移民带,到西东篱把酒黄昏后藏,经尼泊尔到印度途径孟加拉,采集了上百个对深圳有着不同视角的灵魂故事。选择这些差异性极强的城市与国家既有社会经济制度的考虑,又有对移民地区的关注,还有基于传统宗教地区灵魂观的对比。目的在于尊重灵魂分析的不可定性,测量手段充分多元化,表现由文化地域的差异性所形成的冲突与和谐。


 


在选择标本的过程中,也是我对谁具有发言权的不断思考,大到不同地域各行各业的人,小到我身边所有经历深圳的同学朋友,这个过程是激动人心的,就如线串起散落的珍珠,我突然明白了“深圳人”的含义。由移民而来的人,本是散落的珠子,人浮于世,共同的情感经历就如那柔弱而强韧的丝线,将珠子串起来形成城市,而年轻又空白的深圳,因为不背负固有的历史定论,也不依赖宗族和地域形成的底色,个人体验的爱恨情仇便成为了深圳协奏曲中的音符,共有体验的粘合剂。


 


经过一个多月的录制,那些展现在镜头前平静叙事、娓娓道来的故事和面容,串联成一张人性的网,家庭、宗教、憧憬、厌倦、疲惫、惊艳、迷惘,他们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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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来深的大学生经历了生理和心理的冲击变化,他的独白隐晦透露了许多农民工内心那根最隐秘的弦:“我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100%的纯粹农民,是乡土文化的代表,能够直接鲤鱼跳龙门,从豫南一个完全以农业谋生存、除了黄土之外几乎找不到一块石头、到处写着‘农村生活两台戏,计划生育宅基地’‘雨下多了泡塌墙,娃生多了累坏娘’‘将计划生育进行到底’等标语的乡村直接进入中国经济的性感地带、中国未来前途的指向型城市―――深圳,除了庆幸之外,我心里面其实还有很多愧疚,因为我感觉我弄脏了深圳这座美丽的城市,我感觉我所带来的农民文化是对深圳美丽的城市文化的一次污染和伤害,是对美丽事物的一次玷污和强奸,我时常有一种犯罪的内疚,有一种抱歉的沉默……我虽然也爱惜自己的农村性格,不想去篡改它们,但是现实不仅残酷而且冷酷,在城市的灯流和人欲中谈论固守只能是一种自欺或自有暗香盈袖慰。”


 


经历了创业、离婚、破产、东山再起的中年老板诙谐而感伤的说:“我这一生所有的沉淀,所有的成长都是从深圳开始的。如果不离婚我也许不会离开深圳。我本来以为我这一生都会在深圳过的,我在深圳生活了十多年,可是我没有变成深圳人,但是我变成了深圳人他爹!……对于整个中国来说,现在法制在健全,它的独特优势已经不明显。”


 


深圳广电集团领佳节又重阳导谈起外来劳务工问题时,略有沉思后滔滔不绝,或许回想起了自己曾经的路,激动得说:“贫困县脱贫主要靠什么,一个是靠自身的发展,一个就是靠劳务输出,劳务输出非常重要!这个劳务输出不仅仅是改变经济,还在于引进一种新的观念,新的思想,100个出去的人中有一个回来,回来传播这些东西,1000人中只要有一个人成功,就竖立了一种标杆。”


 


在深长大的典型第一代移民子女,慵懒的蜷缩在星巴克大大的沙发里,可是说起对深圳“文化沙漠”的评价,她立即言辞激烈起来:“我不觉得深圳没有文化,深圳其实很有人文气息的,那些一晃而过或者根本没来过深圳的人喜欢张口就说深圳是文化沙漠,我觉得很傻,至少让他们在深圳住十年再说这个话!深圳人文环境怎样不需要别人来评价,人文环境好不好其实和中国的大环境有关,而不是说单纯由他本身决定,像上海北京这些有历史积淀的城市其实是和深圳不一样的,深圳其实并不需要靠所谓的积淀,古迹,挖掘久远年代来体现自己,无论是深圳人还是深圳以外的人都以说“深圳文化沙漠”这句话来体现自己是文化人!”


 


90元闯深圳,10年打拼出一片天地的个体户老板自豪的忆苦思甜:“建筑工地7块钱一天,五点钟包工头就把你赶起来,稀饭榨菜给你吃,和我一起来的5个人,4个人坚持不下来要走了,回老家种田还比较舒服,我说不行,回老家也是死,人家是个人你也是人,为什么人家可以闯你就不行?……在深圳,首先你要勤奋能吃苦,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人际资源网,在深圳这个地方人际关系很重要!”


 


……


 


除了访谈外,我还建立了网络和征稿多种形式的征集灵魂活动,我相信感动着我的必定会感动“深圳人”,而他们的呼应与真情流露才是参展艺术品的真正价值所在。在网络征稿中有第一代移民子女中的高材生写到:


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形成一种集体意识的基础比较薄。但我想,如果真的开始有比较强的集体意识的话,那应该就是从我们这一代80后开始。因为我们从出生到长大成佳节又重阳人都在这里,简直就是和它一起长大。最近有一些朋友开始评论一些关于这个城市归宿感的问题,我觉得是好事,是这个城市开始积累自己‘灵魂的量’了。前阵子香港拆皇后码头很多人为之抗争,我很震撼;前阵子去北京发现全民皆兵的为办好奥运的那种凝聚力,我也很震撼。我想这已经从两个侧面向人们宣告着他们对城市的期待,这两个城市灵魂的‘量’。”


 


本届深港双年展的创新成功卖点之一就是“策展人比参展人多”,详列十个问题发给全世界的艺术家、建筑师和媒体人,只要回答了这十个问题的人便自动加入策展人行列,策发群智的同时聚集人气、制造舆佳节又重阳论影响力,这是目前世界上比较流行的策展方式,然而从他们的对象选择上来看仍然具有精英思想的嫌疑,还是小圈子内的自娱自乐,还是回到了究竟谁具有发言权的问题上,我沿用了世界上比较流行的做法,却收获到意想不到的价值,因为深圳对于我们这些曾经经历过它的人确实有太多的话要说,有太多的感情要倾注,而一个市民的展览是不是应该给这些声音一个空间,一点耐心和一点谦卑?


 


“过程中的妥协”


十月长假,我在三峡移民带,搜集活动进入尾声。当我开始着手整理剪辑这些形形色色的个体故事的时候,我甚至不愿意根据参展要求删除一点点的片段,我一遍遍看着听着那些简单的诉说,看他们的脸由于回忆变得激动或者愤怒,他们或许从来没有面对过镜头,从来没有袒露情感的嗜好,但却交织出令人惊骇的冲击力,方言的,不加思索的,混杂着嘈杂的城市背景声音,按照我们的最初展品设计——由播放着录像的电视组成一个微缩的深圳天际线,所有的这一切同步播放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不断沸腾的声音和不断崛起的城市天际线俨然汇聚成一个真实城市的场景……城市的梦想开始可以是任何一个中间片断,循环往复、推倒重来,就像深圳速度的再生。而我们参与这场激动人心的展览过程,同样也是另一场灵魂运动。


 


可是那时策展方和主办方的预算还没有批下来,最初协议上的25000元预算对于40多台电视机的开销来说本来已经不够,后来又缩减到10000元。具体的过程周折不必多说,反正从一开始的参加就是一场梦想与现实较量的过程,我早已做好准备,现在回头来看,过程中的妥协却也是对民瑞脑消金兽主,对公民社会的测量,在向组委会和策展方争取经费的信件中我曾写到:


若仍然无法取得支持的话,我想我们只能改变展出方式。规模和效果都会减半,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相信也不是深圳双年展所谓‘市民参与’、‘给年轻艺术家提供机会和平台’的动人初衷。我们了解策展人的用心良苦和普世情怀,但是所谓要改变一种体制,尤其是公共体制;所谓要灌输一种观念,尤其是关乎精神的观念,都是举步维艰的。”现在看来不乏天真和稚气,也应该算是展览作品之一了。


 


后来只能根据经费改变展出方式,用纸板箱替代电视,但是声音是我唯一不想改变的元素,也就出现了现场嘈杂的“城市音乐”,当观众进入时会被这不断沸腾的声音震撼,然后若你看着纸板箱上的文字走进每个箱子倾听,你可以清楚听见每个不一样的故事,就像站在街边和朋友追忆逝水年华一般……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我站在这里看你”


展览开展的前三天我几乎天天在现场,躲在角落里拍照,最让我感动的照片是:母亲推着摇篮,儿子骑在父亲的肩头,细细的读箱子上的文字,还有年轻人站在深圳卫星地图和地表建筑前寻找着自己的家。他们或许想起了什么,共鸣了什么,脸上的神色细细变化着……这仿佛是对艺术作品最好的注释,市民在揣摩城市灵魂的含义,而我在他们身上看见了深圳的灵魂,他们变为了艺术作品的一部分……挂在幕布上的三本留言本都被写满了,传奇还在继续着,故事还在书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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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深圳需要这样的隐喻与言语,因为它是这样的一个城市:是一种充满着快速消费品、现实与价值肉搏的大义凛然灵魂;是几个台湾女歌手就足以安慰一大片受到现代新型剥削制度压榨的身心,足以擦干大群打工妹滴泪的眼睛的灵魂……外来人口的辛酸和血泪奋斗史构成了这个城市独特的灵魂。他们需要被慰藉,需要被客观尊重,需要被凝聚被纪念。当这些个体故事作为展览装置出现在展厅的时候,它们就变为了一个仪式:所有在场和不在场的人们正在一个共同体验营里认识彼此,加深感情,建立共同的价值观。表面上是声音的流动、图像的转换,更深层的其实是生命共同体意识的萌芽,文化认同的逐渐成形,公民社会的塑造。如果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容许奔放,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也会是生机蓬勃、像小学课堂一样争先恐后举手发言的。如果这个社会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是透过公民的深度参与和彼此碰撞激荡而逐渐形成的,那么这个社会的共识──也就是身份认同——也会是凝聚而坚定,向心力强大的。许多故事还隐而未发,许多第一代移民的子女还有话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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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展览的趋势不想妄加评论,一句报纸上的标题醒人耳目“市民一头雾水,艺术家拍手称妙” 展览的目的究竟是城市精神的启发,还是圈内人的自娱自乐?当精英明星们带着种种的“国际化”涤荡整个城市边界的时候,如何获得一种坚定的、本土的身份认同?我们看到展会把艺术家和市民分为两个有区别的团体,社会把艺术家隔离成独特的少数,对于这个城市的中坚力量,移民子女,刚刚成长起来的一代,有没有人真正关心过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有没有政策像保护楼市股东篱把酒黄昏后市一样保护他们的文化权利?当青少年到网吧里消磨时间的时候,人们摇头。但是请问一个社会究竟给了这些青少年什么选择?正如参展过程中我发现身边孩子们超乎想象的积极和热情,但是种种曲折消磨着他们的斗志,有没有全面的奖励措施和充裕的基金支持诱引他们参与文化活动,刺激他们自己创作?有没有全套的硬件软件措施,培养下一代用美感、品位和见解,来形成一种新的生活态度和对自身文化的认同?这,也许是以城市为主题的展览所应当关注的核心问题。

随着凌厉的剪辑和激昂的音乐,画面远景闪过一个个已经建成或正在修建中的建筑作品;它们都属于近景那一张张严肃而自信的面孔——建筑师的面孔。这样的一个博得台下观众会心一笑的短片拉开了深圳/香港双城建筑/城市双年展的帷幕,也正式宣告一场“嘉年华”的开始。


 


早在这一切盛大景象之前的1122号,深圳大学曾举行过一个与深圳双年展相关的研讨会,其性质相当于饭前的开胃菜,抑或是宣传活动。双年展的策划人既马达思班建筑事务所建筑师马清运作为主持人,携同一批深圳的“明星建筑师”(包括汤桦和刘晓都)进行了持续几个小时的演讲和讨论。笔者则有幸在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了观摩。研讨会内容虽然被定为直接和展览内容有关的主题,但实际上更接近于发散式的闲聊,甚至于在最后竟发展到对“生死”的泛哲学讨论——当然,其程度被控制得十分浅显。然而尽管如此,整场研讨会显得“精英”味十足,曲高和寡之意溢于言表。


 


现代主义革莫道不消魂命以前建筑师在西方世界是作为艺术门类的分支而存在的,因此虽然辈受尊敬,建筑师仍然不过是一个“副业”——大多彼时的建筑师同时更是画家和雕塑家(例如米开郎基罗等“文艺复兴人”)。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瑞士建筑师勒.柯布西耶,德国建筑师路德维西.密斯...罗,包豪斯代表格罗皮乌斯以及美国建筑师佛兰克.劳埃得.赖特[1]4人为首的现代主义建筑革莫道不消魂命则是建筑史上不可质疑的分水岭。尽管对于这场运动的影响一般认为皆存在于对建筑手法和思路的更新——例如“少即是多”[2]的著名言帘卷西风论——及对古典建筑学院派方法的怀疑和抛弃,但我认为其真正的革莫道不消魂命性意义在于使“建筑师”一跃跳出学科门类的桎梏,在学术领域独立成章甚至开疆拓土——从此建筑学之于社会学的意义开始大于之于艺术学。


 


在如今以莱姆.库哈斯[3]为代表的“荷兰派”(姑且这么称呼)领跑建筑思潮的情况下,经济学也搅进了这趟浑水。而他们在学术著作上面的思想也都着眼于宏观的未来趋势——不仅仅建筑/城市的形态走势,更是多种因素影响下的社会性变化,乃至意识形态的交融(特别是在当前大热的“全球化”的语境之下)。而“形态学”这样一个曾经鼎定建筑学江山的门类却显得日趋衰弱和无力,甚至被作为一个纯粹的“技术性”话题纳入到建筑学话语中来。相对的,“社会责任”开始成为建筑师的一个沉重而不可回避的负担,却同时也使他们的神化之路急遽加速:从通过住宅设计解决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或是在城市的规划上对城市的衰落和更新进行尝试;再或是在大型的公共建筑上赋予强烈的社会和哲学意识形态……无论这是一种“说辞”也好,“理论”也罢,总之其已然成为业内的主流,并且引导和吸引着更多进入这个领域的人。建筑师开始越来越和工程师划清“界限”,脱离了原本为其设定的圈子而成为“独立王国”。这也使宏观学科的分类更加细化和极端,建筑领域的从业类型愈加复杂。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在建筑师的阵营中却也有完全不同的声音:在研讨会上有人提出建筑师大可不必如此“忧国忧民”,如若把自己放置在一个为社会建造实用商品的制造者位置上,就能更加轻松或者纯粹。这样的思路倒是很适合当前中国建筑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语境。库哈斯关于中国建筑设计业有这样的一番知名的“评论”[4]


中国建筑师人数是美国的十分之一,他们用五分之一于美国同行的时间,设计了五倍的工作量,设计费却仅为十分之一,折算效率则是美国的两千五百倍!


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数据和逻辑推断的依据在于何处,但是中国建筑师的工作强度却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真莫道不消魂相”[5]。巨大的工程量既让人艳羡也让人苦恼,在这个“制造学”层面上运动的设计者开始朝着与前文提到的不同的方向行进。他们不但不把自己从工程学门类划分出去,还积极融入其中,甚至刻意加强自己“技术设计人员”的形象。他们着重于揣摩甲方的心思,在经济学(成本和销售)和工程学(技术运用)中间寻找平衡点;书籍即是他们的“智库”,从那些顶级大师们的作品中寻找解决事物的新途径而并非自己开拓疆域是“性价比”极高的设计方法——这也使他们开始脱离学术性质的建筑学而彻底完成和“制造业”的结合。他们的高产性由是奠定,并且在建筑学的大厦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特别是对于财富的积累和应对中国大规模的建筑需求量)。在他们中的很多人看来,真正“负责”的建筑师就应该如是,并且视那些追求“屠龙之术”的建筑师为“不务正业”继而把自己拉下“神坛”以“平民建筑师”自居。尽管有“破罐子破摔”的嫌疑,但是我仍然得为这样的想法打个问号:其原因不在于理论的正确性,而是提出这样理论的思想基础难道就不是桌上其他人一样的“精英思维”吗?当他强调“平民建筑师”这一头衔的时候就宛如说自己是“布衣皇帝”——重点都是后面的主语。这样看来,即使是一个平凡建筑师也不可避免的带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姿态,在建造过程中俨然扮演着上帝的角色。


 


早前播出的电视剧《奋斗》引发了一群80后人较为强烈的反响,再加上更早的大红韩剧《冬日恋歌》,“建筑师”这一职业俨然成为被逐渐神化的新兴社会阶层并持续挑逗着看客的神经。然而在当下的中国,建筑师“神化”过程的主要推动者却并不是社会,而是“由内向外”,完全由建筑师们自己发动的——无论是“学术派”还是“工程派”。在共和国产生以前,中国不存在“建筑师”这一说法(这一名词本身应是由日本传入)。尽管近年有人力图把满清的皇家建筑师(即众所周知的“样式雷”[6])塑造为中国建筑师的鼻祖,但在社会阶层的浮世绘中此类“匠人”被视为“下九流”却是不争的事实。第一批著名的建筑师应当是以梁思诚为代表,其同时也是第一批中国的“明星建筑师”。然而他们的横空出世却不能不与政治和经济挂上勾,最明显的就是梁思诚本人——父亲梁启超,维新派代表人物,清末保皇党,足可称为“时代风云人物”——而其他代表也大多出身于有经济背景或者社会背景的家族(包括后来的贝聿铭[7])。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保护下,建筑师才开始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的社会走入名流阶半夜凉初透级,摆脱了“下九流”的尴尬地位。


 


第二波明星建筑师浪潮却延迟到了80年代末才产生,这次政治的作用开始淡化,经济则走上了舞台中央。在经济推动下惊人规模的建造活动使得建筑师终于成为社会的极重要职业而活跃于社会活动当中。建筑学教育开始在很多高等院校落地开花,备受“无差别”的狂热追捧。一大批的学子开始走出中国,在发达国家接受着最先进的建筑学教育。然而在受到西方教育影响的同时,中国建筑师也引进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西方建筑思维体系,在此体系下,当前中国建筑师的职业状态就成为令人极端不满的抨击对象,于是建筑师开始按照新体系的要求进行自我修正。这场运动由工程层面蔓延到媒体层面,甚至开始染指政治。建筑师们不遗余力的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来向社会“推销”自己的“新形象”,并且随着社会的接受程度进行不间断的修正,来达到由“自我定义”决定“外界定义”的目的。而在内部,“学术派”和“工程派”的相互抨击与论战则蔚为壮观。以追求“屠龙之术”为目的的“学术派”认为“工程派”是“拙劣模仿建筑”的散播者以及城市风貌的“破坏者”,应当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自我改进;而紧密追随市场的“工程派”认为“学院派”徒有引进先进思维的举措而不顾中国的社会实际(过分倚重先进技术而提高建造成本),并且视之为“夸夸其谈”。然而这只是一个路线之争,纷繁的表面下是一个共同的目标:把建筑师转化为“新的社会精英阶层”以此扩大影响力,夺取“话语权”——而话语权一直被隐约地看成是上帝赋予建筑师的“流满奶和蜜的许诺之地”[8]。这场自我造神的运动轰轰烈烈却与社会的意识形态有着巨大的断层,这使“明星建筑师”在拥护者眼中成为遥远的宗教偶像和符号;在反对者眼中化为自我陶醉的冷血动物。


 


在双年展正式启幕的作用下更大规模(无论是参加人数还是媒体关注)的建筑师“名流派对”即将展开,届时宗教性的狂热会随着众多“明星建筑师”的出现而产生出如麦加朝圣般的壮观景象。而之后几年里全国各大城市还有数个“双年展”“三年展”,建筑设计业的推销战渐入佳境。然而这一场场由建筑师,地产商以及政府携手操办的“各怀鬼胎”的嘉年华究竟会成为谁的“嫁妆”却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建筑师终于与政治,经济共同走上舞台,合作与博弈共存的局面却只会使其中一方如履薄冰。自我造神的成就感终于接触到了业外的庞大冰山,极度深寒恐怕会使我这个旁观者都打一个冷战,然而在那人头攒动的场内恐怕只会是一片歌舞升平罢?


 


 


注释:


 


[1] .柯布西耶(Le Corbusier),1887-1965,瑞士建筑师,代表作品:萨伏伊别墅,朗香教堂,马塞公寓;代表著作:《走向新建筑》


   路德维西.密斯...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1886-1969,德国建筑师,代表作品:范斯沃斯住宅,芝加哥联邦大厦。


   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德国建筑师,包豪斯学校创始人,哈佛大学教授。代表作品:包豪斯学校校舍。


   佛兰克.劳埃得.赖特(Frank Lioyd Wrignt),1869-1959,美国建筑师,代表作品:流水别墅,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


 


[2] Less is more”——密斯...罗。


 


[3] 莱姆.库哈斯(Rem Koolhas),荷兰建筑师,OMA事务所(荷兰大都会建筑事务所)建筑师,代表作品:CCTV新大楼;代表著作:《大跃进》等


 


[4]《大跃进》,莱姆.库哈斯


 


[5] 纪录电影《不能忽视的真莫道不消魂相》,2006年奥斯卡最佳纪有暗香盈袖录片得主。


 


[6] 中国清代宫廷建筑匠师家族:雷发达,雷金玉,雷家玺,雷家玮,雷家瑞,雷廷昌等,负责过故宫、皇陵、圆明园、颐和园等皇家建筑。此世袭建筑师家族被称为“样式雷”。


 


[7] 贝聿铭其父是中国银行创始人之一贝祖怡。贝氏家族1917年购下苏州名园狮子林,从此成为成为贝家花园。贝聿铭10多年少年时光便完全是在苏州狮子林里度过的。


 


[8]《圣经》:“出埃及记”


  

Written on 03月 3rd, 2008 , 未分类 Tag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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